促轉條例通過了但是.../你想知道的轉型正義十個問題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之後社會有很多討論的聲音,其中有些爭議或者是困惑,我們整理一些QA給大家參考。 一、轉型正義為什麼只針對國民黨,這是政治追殺?! 轉型正義是在檢討、反省統治者與國家機器,如何因為權力不受節制而扭曲國家體制、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國民黨是戒嚴時期的唯一執政黨,也是許多政策的討論和決策所在。要檢討戒嚴時期的國家機器作為,很難排除這個選擇。民主化後的政府當然也會有各種抵觸正義原則的作為,但已有憲法提供的權利清單和權力分立制衡機制。一般人民受到侵害,可以透過體制內外的救濟管道來處理(訴願、訴訟、請願、社會抗爭)。「轉型正義」處理的是民主化之前的政治迫害問題。 二、轉型正義是針對外省人、想去中國化,根本政治口水? 其實根據補償統計,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案件中受害比例遠高於它在台灣人口中所佔比。例如山東學生流亡案就是個大案。釐清歷史有助於解開某些族群對立迷思。而台灣因為特殊的歷史情境,民主轉型也交織著國家認同的變化,所以常被混為一談,需要謹慎處理。但轉型正義的核心關懷是社會如何面對歷史、是讓否認歷史創傷與錯誤不再那麼容易,是有具體目標的工作。 三、蔣介石也有功啊,為什麼不能功過併陳,要不是他台灣早就被中國統一、會被文化大革命荼毒耶? 如同第一題的說明,轉型正義是在檢討、反省統治者與國家機器,不是在幫個別歷史人物寫傳記。對蔣介石懷抱情感與認同的個別政黨、個人仍舊可以繼續他們的支持。另外,保衛台灣的說法,無法解釋他在五零年代中期(韓戰結束後)統治穩固,仍然持續長期戒嚴,並在七零年代以後把「共黨、黨外與海外台獨」打成三合一敵人。「保衛寶島免受赤化」在戒嚴時期,長期以來是統治者拿來合理化自己採取政治高壓手段,進行全面性社會監控的說詞。 四、從一九九O年代開始政府已經進行補償,解嚴三十年了現在到底還有什麼沒做的? 過去由於國安法與大法官解釋的限制,受害者的罪名與犯罪記錄還在;被沒收的財產沒有處理;黨國一體時期國民黨的檔案沒有開放;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白色恐怖有多少受害者?為什麼受害?誰該為這件事負責?加害體系究竟到什麼範圍?加害者有什麼反省?戒嚴法制、憲政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國家要能直面自己,檢討加害體系不是只把兩蔣拖出來鞭,沒做的事還很多。 五、勞基法修法、同婚都沒著落,民進黨現在推這個只是想轉移焦點嘛? 所以我們該做的是,努力要求讓各項社會正義議題可以早日落實,而非排擠彼此。促轉條例通過後,並不意味轉型正義就已經一步到位,監督接下來的委員會如何執行工作,不要流於形式,才是更重要的工作。把握歷史時機,在我們這個時代,搭起未來與過去的橋樑。 六、就算這件事該做好了,但事情有輕重緩急,不是應該先拼經濟嗎? 目前僅存的政治犯大多年事已高,此刻大概是最後一個跟他們還有重疊的時代,不趁此時為他們平反、留下歷史,還待何時?生命中總有些錢買不到的東西,例如失去的青春、自由、生命,他們的人生本來可以擁有的可能性;如果台灣社會不曾經歷如此長期的些壓抑與禁錮,會不會是另一個面貌,這些都很難跟賺多少錢放在同一個天平上來秤。 七、那些政治犯也不是通通都無辜啊,有些根本是中共地下黨員耶,本來就是匪諜槍斃剛好而已? 平反無辜者沒有人會反對,但轉型正義最大的挑戰恰在於,對於那些所謂的「犯人」,當初所觸犯的法律本身是不是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國家如何透過軍事審判和各種法條,以維護社會安定、國家安全的名義,侵奪一般人民的基本權利?國家安全和個人權利保障之間的那道界限該怎麼劃。這個問題即使在民主社會都需要辯論。我們可以選擇遺忘假裝沒這回事,但也可以選擇好好面對歷史。有興趣的話請看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網站上的討論。 八、為什麼不處理原住民跟慰安婦? 支持處理歷史錯誤的人應該也都支持爭取回復原住民與慰安婦的正義。參考其他國家的例子,應該用不同的法案來細緻規劃處理方案,而非把大家都塞到同一件衣服裡面,然後覺得大家都有衣服穿,好棒棒。原住民受到的迫害橫跨不同政權,需要更全面的檢討和徹底從政治組織及法制上解決問題,不然同樣的迫害只會再次以不同形式出現。慰安婦問題應該由政府出面和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爭取賠償和道歉。很難想像用同一套法制來處理這些暴力形式、回復途徑不同的正義問題。透過不同法案與制度設計,才有空間更縝密地規劃,可以比較務實地面對龐雜的問題。 九、促轉條例有違憲爭議? 法律是否違憲,是由大法官來判斷。在沒有宣告違憲之前,國會通過的法律仍屬有效。目前有關促轉會職權是否侵犯司法權,例如第十四條賦予促轉會有調查權,第十五條和第十六條對證據資料的封存、真實陳述義務,按照大法官第613號解釋對於獨立機關的規範,只要「重要事項以聽證程序決定,任務執行績效亦能透明、公開,以方便公眾監督,加上立法院原就有權經由立法與預算審議監督獨立機關之運作」,就可以達到獨立機關行使職權的基本憲法要求。而第十九條的毀損罪,發動偵查的主體應該仍是檢察官,與刑法毀損罪一樣。整體來說,促轉會和其他獨立機關(如公平會、通傳會)一樣,不受行政院長任期的影響,獨立行使職權,具有行政執行的權力(可以比較「行政執行法」的規定)。但是在運用這些權力時,促轉會應該盡可能審慎、公開,並以合議的方式決定重大的事項。 十、說了這麼多,轉型正義到底是什麼、該怎麼做? 轉型正義原本是國際學術界發展出來的專門名詞,用來指涉一個社會如何在民主轉型後,重新面對和處理國家犯下的大規模人權侵害問題。因此,也有人用「處理過去錯誤」來取代轉型正義的用語。轉型正義的主要目的是「避免重蹈覆轍」(Never…

葉虹靈、黃丞儀:轉型正義不能只有勾銷罪名

作者:葉虹靈、黃丞儀 活下來的人不是懦夫…我們家是白色恐怖家族,有著白恐家族應該會被對待的樣子,可是我還要承受族群的衝突,我覺得身在徹底的孤獨當中。 這是去年模擬憲法法庭上,聲請人杜銘哲的自陳,他的父親博尤特士庫(漢名杜孝生),是同案被處死的鄒族菁英高一生同母異父的兄弟,杜孝生是日本殖民後期唯一一位受正規醫學教育的台灣原住民,原欲將所學貢獻族人「改善高砂族的衛生觀念」,但因被牽扯入這件國府打壓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大案,而改變了命運,被以貪汙罪判處十七年抑鬱一生,也未能進入解嚴後的平反之列。 杜銘哲和家人過去曾兩度向「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卻因父親的罪名非屬內亂、外患罪而遭拒絕,回憶這段過程「我們努力這麼久,倒不是因為在意能得到多少補償金,我在意的是爸爸『貪汙』的罪名沒辦法得到平反。」「我希望的是能有像今天這樣的討論,藉由討論發現真正的問題為何。就像我的訴訟代理人為我父親整理的介紹,標題寫著『墜落在白色恐怖的隙縫中』,我覺得很有感觸,因為父親所受的遭遇確實是這樣的」 類似這樣,在白色恐怖時期未必被以政治刑法相繩的政治犯,自解嚴以來求償無門,幾乎不被大眾看見,而本週有望通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可能將使他們再度被排除於平反的行列之外。 不能再只有轉型而無正義 轉型正義曾是蔡總統的重要政見,只是就任一年多以來,對於她承諾的工作項目,如在總統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三年內完成真相調查報告等至今毫無音訊。眼看「促轉」將成為蔡政府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成就」,我們不得不在法案即將過關前,做出提醒。 台灣轉型正義時常被抨擊為「有轉型而無正義」的原因之一,在於原本依《戒嚴法》,戒嚴時期受軍事審判之一般人民,於解嚴後後可上訴至普通法院。這個規定是因為憲法第九條保障一般人民不受軍事審判,但戒嚴法卻成為憲法的「例外狀態」。一旦戒嚴結束,就應該回復到正常的憲政國家,允許人民針對程序保障不足的軍事審判判決,要求司法系統允許上訴。 但當年政府為在解嚴前夕迅速通過《國家安全法》,排除了戒嚴法的允許上訴規定,封閉了政治犯上訴的途徑,僅留下條件嚴苛的非常上訴與再審窄門。政府的理由是戒嚴長達38年,案件量太多;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專制政黨擔心軍事審判案件都可以「翻案」的話,恐將動搖國本。甚至若進而追究違法濫權的人員,不止下層的情治人員或軍人,許多參與在政治迫害當中的高官權貴都將被追究責任。 這個明顯違憲的法律,經過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認為這是國會通過的法律,應該尊重國會的判斷,在第272號解釋中維持合憲。第272號解釋堪稱我國釋憲史上最惡名昭彰的一號解釋,職司守護憲法的大法官竟然曲從威權統治者,維護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軍事判決不受重審。他們更忘記了,當時的國會未經改選,根本欠缺民主正當性,何來民主國家的「立法形成自由」?根本是「威權形成自由」。 一筆勾銷只會離真相更遠 如何尋求司法平反,是民間長年訴求。本屆立院各黨均已提案要修改國安法限制上訴規定。不過引發我們擔心的是媒體報導,民進黨團打算針對促轉提出的修正動議,在第六條新增第三項,直接讓戒嚴時期依照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和刑法一百條判刑的政治犯,得以因國會立法而直接將其判決撤銷。註更多 這個作法的優點很明顯是能在短時間內,將當年受軍事審判的政治犯判決一筆勾銷,還給年事已高的受難者們等待已久的清白之身。然而,它也有很明顯的限制,首先是無法處理不在這三部法律平反範圍內的受難者如杜孝生。 此外,有些政治犯並未獲得補償,例如與地下黨組織有涉者,也將無法受到司法平反。事實上,當年為了獲得補償金,或許在真相的敘事上,會避重就輕。倘若再加上司法平反,許多政治受難者恐怕更不願將真相說出。我們當然支持受難者得到平反,但若以是否受補償和回復權利為限,恐怕只會讓我們離真相更遠,離公平更不可能。 大量撤銷判決在任何國家都涉及公平問題,這些被排除在補償之外的當事人過去二十幾年已經不被國家肯認為受難者,現在連判決撤銷亦不可得,應非追求轉型正義者所樂見。 若循透過修改國安法並搭配司法快速偵審來平反,除了可以還給當事人原本就應有的權益外,還可以國家的力量重新調查與審理,發現個案真相,釐清加害者責任。 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認真地面對自己在戒嚴時期所造成的違法違憲事實,這是國家良心的洗滌,也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功課:國家必須具體承認地究竟在什麼問題上出了錯。否則只是大筆一揮,局部撤銷判決,對轉型正義原本就抱持懷疑的民眾可能會認為這是政治力介入,是民進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把國民黨的判決給撤銷了。一旦陷入這種「冤冤相報」的民間解釋,轉型正義在台灣就永無成功之日。 真相、正義與和解 有人或許擔心年代久遠,難以調查證據;或個案訴訟曠日廢時,受難者難以等待;或者擔心司法體系要求的證據門檻較高和程序正義較完備,當事人若仍遭敗訴,形同受到國家二次傷害。 這些問題其實可以搭配司改國是會議的結論,由司法院提出具體的制度規劃,有專庭與專人集中精銳司法人員,將轉型正義作為國家最重要的司法工作,優先處理高齡受難者案件,儘速完成重新調查、審訊和判決。另以特別法的方式,規定證據門檻和採證原則。諒以軍事法院的組織及當時軍事審判法之不備,許多判決都將因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而遭撤銷。 我們能夠理解受難長輩對於時間壓力的焦慮,這實在是因為國家虧欠受難者太久。本來應該在解嚴之初就允許上訴,一拖又三十年。然而這正是我們先前提醒過的,國家對受難者與社會的責任,不是只有金錢補償,歷史真相的發現和司法正義的回復,都是重要的挑戰。 面對這些難題,僅一筆勾銷罪名,形同使社會失去了進一步討論真相與正義的機會,也不符聯合國近年來極力提倡的處理轉型正義原則:真相、正義與和解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轉型正義的工作十分複雜,在民進黨團原來的促轉版本中,僅就平反進行原則性宣示,細部方案將留待促轉會規劃,我們可以認同這樣的方向。若更積極地排除國安法第九條的適用,建立司法重審的制度,更能迅速有效解決問題。在此建議政府應該加快腳步,在完成立法後,用最精銳的團隊與充足的預算來執行這項工作。 退千萬步言,若因政治協商,仍欲保留立法撤銷判決的規定,強烈建議應同步明訂廢除國安法限制並設計相應配套,使平反得以雙軌並行,以追求真相與正義邁向政治和解的未來。 ※作者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理事長 資料與圖片來源:上報…

黃丞儀、葉虹靈:別拿促轉條例當藉口

黃丞儀、葉虹靈/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

在促轉以外,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能感受受難者前輩的焦急,而這與民進黨沒有實質的作為與具體的法案有關。我們呼籲執政黨不要讓促轉條例成為擺爛轉型正義的藉口。在促轉以外,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例如通過國安法修正草案、政治檔案法,或蔡英文總統數度宣示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報告等,這些無待促轉通過便可進行,端看民進黨政府對轉型正義的承諾與意志。 相關新聞:促轉條例擺爛1年多沒過…

威權爭議暫擱置 人權館組織法出委員會

立法院司法法制及教育委員會今(11)聯席審查《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草案,除攸關博物館掌理事項之時間範疇定於1945年之後的「威權統治時期」,遭國民黨立委質疑未納入慰安婦相關議題,而保留送朝野協商,其餘條文審查完畢送出委員會。 此外,民進黨立委段宜康認為,人權博物館館長位階才12職等,比部分三級機關首長的13職等還小,甚至與同為文化部管轄的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並列,並沒有凸顯應有的公平與價值,反而會讓外國人質疑,怎麼一方面紀念炮製悲劇的元凶,一方面又追悼受害者,因此提案改變館長職等為12至13職等,藍綠一致認同,該條文修正通過。 為推動轉型正義及彰顯人權治國,文化部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規劃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並於2010年10月22日經行政院核定為三級機關,轄下經管景美及綠島兩處人權文化園區,因未有組織管理辦法,因此先行以籌備處推動相關作業,直至文化部長鄭麗君上任後提出《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 民進黨執政後積極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對於「威權統治時期」定於1945年8月15日至1991年4月30日止,即為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國民黨質疑針對性強而爭執不休,迄今尚未三讀通過。如今《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草案第二條明定權限職掌仍以「威權統治時期」為範疇,自然引發藍委不滿。 藍委王育敏質疑,《促轉條例》應是母法,架構未確立前,組織法先行通過恐有疑慮,且組織條例甚為嚴謹,卻引用綠營對「威權」的定義,有失公允。藍委廖國棟也認為,既然是「國家博物館」就應涵蓋所以台灣所受的傷害,不能選擇性納入某一時期,尤其日據時慰安婦正義不能隻字未提。對此,鄭麗君表示,這些都是歷史事實,政府也極為重視,甚至文化部從今年起開始補助慰安婦相關民間組織,「我個人也願意捐款。」再者,組織法草案也明定「其他有關人權歷史及文化教育事項」,即指除了威權時期,其他與人權相關也納入關懷範圍。 談及為什麼要急著立法,鄭麗君還一度語帶哽咽地表示,人權博物館籌備10多年,許多受難前輩等不及博物館正式成立而離世,她希望能夠儘速通過設立博物館,用國家的高度面對威權統治時期人權受害的歷史,撫慰受難前輩的心靈。 資料來源:setn三立新聞網…

【戒嚴生活回憶】黃文雄/東犬島一九六三

攝影余志偉文 黃文雄(「刺蔣案」主角,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理事長) 1962年我在政大新聞所讀完第一年,因為考慮出國,決定休學先服完預備軍官役。服役的前小段在本島,後一大段在馬祖的東犬島(現稱東莒),帶領一個加強排,守護凹形東犬港的西半部。 我和士官(那時也叫「老兵」)的關係似乎比其他預官好些。本來沒有意識到,後來因為排副告訴我,才明白和一件事有關。有一次排裡有位原住民士兵和一位士官放榮譽假,士兵來自南部深山,士官要去新竹辦件複雜的私事,兩人都說起不知道假期住哪裡的問題。我說,就到我家住吧!我家是日式宿舍,還算寬敞。後來就這麼辦了。家父當時是新竹縣管自來水瓦斯的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還開工程吉普車帶他們視察工地兼觀光。以後也有一、兩例士官和士兵的榮譽假援例辦理。那時代多數本省人都怕和「老兵」有牽連,這事在老士官的圈子裡傳開了,我因此在他們之間有不壞的風評。 有一天,一位營部的士官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我們那連的政治指導員(現稱政戰輔導員)在營部說,我在排裡替士兵「開課」,還說了一些不算友善的話。我想問詳情,他欲言又止,最後只肯說;「你自己小心一點就對了。」 被指控在軍中「開課」 「開課」?根本沒有這回事。在今天,多數人會一笑置之,但在那段戒嚴時代的前線軍中,這種事可不能等閒視之。那天晚上我拿出紙筆,開始就各種可能圖解研判分析。 首先,有件事確實可能引發這個誤解。我們這加強排的防區是東犬港灣的西半部海岸,排部所在的碉堡在最西端的懸崖上,其他各班沿岸向東排開。做工訓練之餘,我們種菜、養雞、採海菜…。不像在本島住在營區那麼一板一眼的制式,一排人反而有一點像一個有好幾房組成的農村大家庭聚落。 我們這排原住民士兵特別多。在新竹頭前溪邊抓魚打鳥長大的我,一直有漁獵山林的夢想,特別愛和他們聊天,也嚴禁漢人士兵有歧視的言行。聊天時很多其他的話題當然也會出現,例如就學、就業、愛情、歧視等等,非原住民也會加入。我當然也會表達我的看法,有時出些主意,或幫點小忙。實情如此,「開課」是絕對談不上的。 其次,連指導員誤解也不是不可能。空間是個因素:不像在本島時全連住在一起,在東犬,政治指導員駐居的連部在港口另一端的東犬燈塔,與我們有段距離。如果因為小道消息而有誤解,也很自然。 主要問題在於「有些不很友善的話」和「你自己小心點」。我很感謝營部這位士官對我的關心,但這是猜想分析所有可能情形的時刻…

【戒嚴生活記憶】邱毓斌/誰幹走了我的愛國簽名牆?

【戒嚴生活記憶】邱毓斌/誰幹走了我的愛國…

【戒嚴生活記憶】張娟芬/戒嚴一九八六(下)

【戒嚴生活記憶】張娟芬/戒嚴一九八六(下) 文/張娟芬(作家)攝影/張娟芬(作家)2017/7/15 不過,我有提到我跟這位作者交情匪淺吧?我是真的知道他的底細。他參加徵文比賽時寫得四平八穩,但他對青少年問題的看法,可不只那些。高一國文課要求他們做剪報寫心得,他有一篇是這樣的:(左圖) 他讀的那所學校向來得意於,他們可以弄一千多個學生去坐在看台上「排字」。他們訓練有素,整齊劃一。大約是排「四海同心」、「萬眾一心」這種字吧?一千多人坐在那裡,沒有人知道自己排的什麼字,因為排字是一種小螺絲釘的極致表現,而小螺絲釘是不會知道自己在幹嘛的。 想像你有一張一千格的方格紙,每一小格就是一個北一女學生,手上拿個也許A3大小的厚板,上面有三、四片不同顏色的塑膠布。如果大部分人舉白色、少數人舉紅色,那可能是個白底紅字的「我愛中華」字樣。如果一聲令下,讓舉紅色的人換白色、舉白色的人換紅色,字樣便瞬間變成紅底白字。設計排字的老師事先把每個座位的顏色註記清楚,每個座位有一張專屬的顏色表,這就是他們在「光輝的十月」被抓去反覆練習的事。他們坐滿了看台但是眼睛卻不看表演,而盯著一個指揮中心。好像是揮一面小旗子。比如說接下來要排編號23的字樣了,每個小螺絲釘趕緊低頭查看自己的密碼表,23號是什麼色?喔,黃色,好。快把排字板上的黃色塑膠布翻到正面,排字板平放腿上,預備。指揮一聲令下,所有人同時立起排字板,再怎麼肅靜還是有微微的悶響。小螺絲釘們想像從對面看台看起來會很壯觀,在想像裡為自己喝采,並且想像自己為很重要的一個小螺絲釘。要整齊,要整齊!排字的秘訣就是每一個小螺絲釘要專注要聽話要跟別人整齊劃一。只要有一個天兵翻錯顏色,畫面上就會有一個礙眼的小點。 而學校認為那是他們專有的榮譽,沒有人礙眼。如果你是不好用的小螺絲釘,人家還不讓你去國慶晚會呢。 他寫的「邱主席」,應該是邱創煥,時任台灣省主席。他為什麼禁止排字我忘了,那時候大官常常一時興起,就令出必行。北一女為什麼歸台灣省政府管,我忘了,我們不是市立北一女中嗎?不過那時大官撈過界好像也很正常。他寫的亞青杯是什麼事我也忘了,反正台灣的外交困境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至於他說的「動員月會」,名字非常戰鬥,經他說起,聽來也很熟悉,是有這麼一種東西。可是究竟都在哪裡、怎麼開,我不太記得了,好像是一種在大禮堂裡、全校都要到的大型週會。我記得禮拜一要穿軍訓服,偶爾要戴個根本不可能乖乖待在頭上的船型小帽,必須用髮夾把他夾在頭髮上。也許那就是開「動員月會」的日子。 寫剪報本的時候應該是高一下學期。這位小姐顯然痛恨這一切,筆跡像吃了炸藥。雖然寫到國父還是有空一格,但他已經知道頭號敵人就是「特別權力關係」。 兩相比對,可以發現他參加徵文的寫作策略。剪報是寫給國文老師看的,可以大鳴大放;但徵文寫那麼兇肯定無望。所以徵文裡只談文化與價值,不談高度政治性的「特別權力關係」,因為那是敏感詞。「特別權力關係」跟「戒嚴」的邏輯完全一致,就是表明:這裡不適用自由平等之類的民主原則,我說什麼你就聽什麼,別囉唆。但這樣聽起來太蠻橫了,所以給他安個法律術語,冠以先進國家的光環。可憐哪德國,老是被統治者曲解以後,拿來當作保守的藉口。 同樣說到世代的衝突,剪報裡尖銳地從學生立場批評老師、教官與校方,流彈四射,令人忍不住要同情批改作業的國文老師。徵文裡就不去說這些了,他把世代衝突放在子女與父母之間,調性柔和許多,政治劇變成親情倫理劇,「紙牌屋」變成「花甲男孩轉大人」。 剪報裡的「我們」指的是青少年,「他們」是成人;那是他以青少年立場對成人咆哮。徵文裡則剛好相反,「我們」是成人,「他們」才是青少年;他擺一擺尾巴從自己的青少年身份游開,好像沒事人似地溫良恭儉讓。 帽子不戴在頭上(on…

【戒嚴生活記憶】張娟芬/戒嚴一九八六(上)

【戒嚴生活記憶】張娟芬/戒嚴一九八六(上…

【戒嚴生活記憶】胡慧玲/歪掉的人

【戒嚴生活記憶】胡慧玲/歪掉的人 我二十幾歲時,聽鄭南榕說,「台灣一天不解嚴,我一天不出國。」我不解其意。「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有志青年大多如此,不是嗎?倘若不能出國留學,也要想辦法在貿易公司掛名業務經理,取得出入境許可,去看看世面。 那時我心想你和自己過不去。出國是我們的權利,和樂趣,為何要因為老K,而自我懲罰。他媽的我們受的懲罰還不夠多嗎?到很後來我才明白,那是鄭南榕的決心,他卯足全力要解除戒嚴。 回想我一出娘胎,呼吸的,就是戒嚴的空氣。久而久之,習以為常。我自幼乖巧,某方面也意味著溫馴、遲鈍和麻痺。15歲隻身到台北讀高中,租屋而居。每星期天,揣著銅板到巷口打公用電話,回家報平安。1975年4月,父親在電話裡激動的說,太過分了,太過分了。為什麼全國軍民要戴孝?為什麼我不能吃豬肉看彩色電視節目? 隔著長途電話線路,我可以感覺到母親一旁輕輕拉他說,不要再講這些了。 我不敢跟父親說,無論晴雨,來自全台各地的學生,大排長龍,圍著國父紀念館一圈又一圈,等著瞻仰「蔣公遺容」。其中有我。我更不敢說,出殯那天一早,我們全校列隊在介壽路恭候,靈柩還沒抵達,數千人數萬人,人山人海,齊齊跪下。路拜。其中也有我。 多年後,我忘不了台大數學系楊維哲教授的話。他對台灣政治學者的用詞,不以為然。他說,什麼威權統治?獨裁就是獨裁。 想到小時候講「蔣總統」要立正,寫「蔣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