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圖(Desmond Tutu)
作者: 屠圖(Desmond Tutu)
書名: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出版社: 左岸
論道德的政治基礎:《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的逆向閱讀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

彌賽亞只在已經不再需要他的時候到來;他將在他已到達的第二天來到;他將到來,但不是在末日,而是在末日的第二天。──卡夫卡(Franz Kafka)

屠圖主教這本《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已經成為當代轉型正義研究的經典之一。它不僅是一位直接參與、主導南非著名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 TRC)的政治行動者對一場當代最艱鉅的政治大和解的歷史見證,同時更是一位積極入世的宗教家對這段歷史最動人的道德見證。藉由雄辯而有感染力的宗教語言,對政治提出道德的見證,揭示政治的道德基礎、救贖與希望──這就是本書奇特而強大魅力的來源。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和解的政治終究是一種政治,在這個特殊場域之中,政治受人的道德意識所驅動、制約,但政治同時也在型塑、制約道德意識。換言之,所有轉型正義故事的道德劇背後都平行存在著一個爭奪物質與象徵權力,爭奪地位、意義與價值的殘酷劇場。對於所有這些敘述,我們因此都必須進行道德與政治的雙重閱讀。屠圖主教所講述的這個南非大和解的故事當然也不例外。首先我們可以順著他的筆觸閱讀,讀故事裡的宗教與道德啟示,讀人性的惡如何被自身的善所救贖,而我們會被感動,啟發,然後我們闔上書本,靜靜等待時光的流逝與情緒的平復,接著我們重新打開書頁,但是這回我們要倒著讀,讀自私、卑劣、衝突、對決,以及被壓抑與掩蓋的,無法救贖的怨恨、分裂與復仇慾望。第一次我們讀屠圖主教的表層敘事,也就是政治的道德基礎,第二次我們讀深層敘事,也就是道德的政治基礎。當我們完成這個雙重閱讀,我們才會理解道德與政治如何互為表裡,善與惡如何彼此糾結,救贖與背叛如何共存,而撼動人心的歷史如何必須在一個脈絡之中發生。



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創造了在紐倫堡大審對納粹的「報復」與西班牙在上一世紀末期對佛朗哥獨裁的「遺忘」之外,處理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對於威權體制下所發生的國家暴力與人權侵害事件進行清算處理的政治工程──的第三條路,也就是以正義交換真相(加害者承認犯行以換取有條件赦免),以真相誘導被害者寬恕,進而促使社會和解的模式。這是一種高難度的衝突解決模式,然而南非TRC確實獲致了一定的成功。對於這個成功,屠圖主教在本書中提出了一個宗教(主要是基督教)─道德式的解釋:人同時具有為惡與向善的能力,前者導致加害與衝突的悲劇,後者則激發出懺悔與寬恕,最終克服了前者,帶來了和解。這個說法動人卻難以驗證,因為宗教的論證涉及了信仰。作為非信徒,我們不得不在神學教義之外,尋找某種比較世俗的(secular)理解方式:我們不得不將上帝的還給上帝,然後專注探究屬於凱撒的美德與惡行──也就是政治。



在甚麼意義下,南非的TRC模式是一種政治?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思考。

首先,TRC是一種推動轉型正義的模式,而轉型正義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它是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的一環,目的在處理權力重分配與憲政制度安排之外,涉及價值與規範面的問題。更具體而言,轉型正義是一種依民主、人權原則清算過去的國家作為,以確立政治領域是非對錯標準的政治,因此涉及了「意義」的爭奪──誰來決定是非對錯,又該怎麼處理錯誤的行為,以及如何記憶這段歷史等等。在這種意義的政治中,道德論述確實不可或缺,然而更根本的決定性因素依然是實力的對決。

其次,南非與拉丁美洲、東亞臺、韓各國的民主轉型類似,都屬於「談判轉型」(negotiated transition)的類型。所謂談判轉型的共同特色是,舊政權菁英仍然掌握相當實力,民主派的力量不足以徹底擊敗、清算舊政權,因此被迫與舊政權菁英談判,以不追究過去罪責換取其下台。阿根廷、智利的民主化過程中,民主派被迫簽訂不起訴協約就是最有名的例子。

南非的TRC模式中,以赦免換取真相以及對非洲民族大會(ANC)和國民黨雙方的人權侵害事件同時進行對稱性調查等作為,其實是一種政治妥協,源於ANC實力的限制。民主轉型前夜的南非,儘管ANC獲得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黑人民眾與國際支持,但白人仍掌握政治與軍警特務大權,以及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ANC如斷然採取激烈清算作為,非常容易引起白人的反彈、杯葛與抵抗,甚至導致政變或內戰。民主與獨裁兩派實力的對比,深刻制約了轉型正義實現的幅度與範圍。TRC能夠有效說服許多犯下重大罪行的警察出面認罪協商,乃至最終迫使前總理波塔接受審判,說明了ANC確實擁有不可輕忽的實力,然而TRC至始至終無法獲得另一個主要加害群體──軍方的合作,卻也同時反映了ANC實力的限制。

第三,我們常常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轉型正義不只是民主轉型的規範性面向而已,它同時還具有國家整合與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的性質。構成轉型正義理念的諸核心價值如真相、問責、療癒、對話、和解與共同記憶等,正好體現了某種進步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計畫。為什麼轉型正義會連結「民主」與「民族」呢?因為穩定的獨裁統治往往建立在社會分裂的基礎之上,而涉及權力重分配的民主化則極易誘發,乃至激化分裂雙方或各方的對立衝突,嚴重者甚至可能陷入內戰,導致國家解體。因此,經歷民主轉型的國家在進行權力重分配、建立新制度與新價值等由「破」到「立」的工程之同時,經常也必須處理社會整合的難題。轉型正義所揭櫫的兩個看似不相容的理念──清算與和解,反映的不是民主派菁英的邏輯混亂,而是民主化過程向他們同時提出的兩個困難的現實要求:轉型與整合。

幾乎所有從八○年代以來出現的轉型正義個案都具有國家整合意涵,南非的TRC模式則是其中一個重要典範,因為它幾乎展現了一個民主的公民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所有重要元素。在這齣共同體的道德劇中,有曼德拉扮演大立法者萊克爾葛斯(Lycurgus),有屠圖主教扮演先知,有白種義人伯萊恩(Alex Boraine),有獻祭的受害羔羊,也有皤然悔悟的兇手。

更重要的是,彩虹南非的建國者們巧妙地交互運用神學教義的權威與「本土」民間信仰(所謂「吾布恩度」〔ubuntu〕)的正當性,通過全社會規模的象徵與儀式性行為──公開審訊、傾訴、認錯、寬恕、和解,展演了一場動人的民族靈魂自省(national soul-searching),確立了「真相與和解」論述的霸權地位。而TRC透過真相調查報告書創造一個加害與被害雙方之「共同記憶」的嘗試,則讓人想起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所說的,所有民族主義歷史敘事「選擇性記憶」的邏輯。借用安德森的語言來說,TRC的共同記憶論述必須「再次保證」(reassure)過去那段種族隔離制的歷史是同族的「手足相殘」(fratricide),而非異族的殖民壓迫。毫無疑問,以TRC為中心展開的南非轉型正義是一次令人嘆為觀止的國/族整合的政治工程。它誘發了如此驚人的熱情與能量,以致於南非憲法法院大法官奧比.薩克斯(Albert Sachs)會如此忘情地高呼說,TRC的工作「就是在創造一個民族(it is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因此,我們必須穿透道德語言的表象,在這個公民民族主義政治(politics of civic nationalism )的層次上,重新理解與評估TRC的成敗。



南非TRC模式的轉型正義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民主與進步價值上的自由的民族主義計畫(a project of liberal nationalism),然而不管多麼進步,任何民族主義都不得不創造一個大敘事來進行整合,而不管如何開放與多元,任何試圖整合的大敘事都難以避免壓抑與排除異質元素。TRC所受到的種種批判,幾乎都共同指向這一點:為了民族國家最終的和解(整合)的最高目標而犧牲了完整的真相與正義。我們可以列舉幾種批評的例證。

TRC的最主要目的是社會和解,其政治形式是民族國家的整合與形成,而其報告書的敘事形式,則是以民族國家之終極與必然之整合為目標的目的論敘事。哥倫比亞籍人類學家卡斯蒂耶-庫耶利指出,為了生產這個和解敘事,TRC以「加害者vs被害者」二元對立關係構圖為敘事前提,將人權侵害個人化,在調查時凸顯特定類型個案(具有明顯可見之加害被害關係者)與證據,忽視種族隔離制對普遍不特定對象所施加之結構性與系統性日常性暴力。

在報告的敘事中,則刻意凸顯和解,忽視或壓抑拒絕和解或報復的聲音。其結果是,被害者的主要類型變成直接與體制鬥爭的少數反抗行動者與烈士,而非受在每日生活中受到體制壓迫的絕大多數一般民眾。

歷史學家費歐娜.羅斯(Fiona Ross)指出,在TRC選擇的個案中,如果受害者是女性,則往往凸顯其作為性侵受害者的面向,壓抑女性作為抵抗者的行動主體性。

人類學家理查.威爾森(Richard Wilson)關於約翰尼斯堡地區民間文化的民族誌研究證明,國家層次的主流「和解」論述其實壓抑或掩蓋了普遍存在於地方層次對報復性正義的強烈渴求。他更直接點出這個事實:TRC所謂「真相與和解」論述,其實只維繫了國家層次政治菁英之間的脆弱同盟,並未在人民中形成一個真正的共識。

也有論者提醒我們,在國際、國家與地方這三個層次,對於轉型正義原本就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態度與需求。國際層次的轉型正義工作,如負責起訴戰犯的國際刑事法庭(ICC),比較強調人權的保護,而國家層次的轉型正義則往往重視和平、和解與政治穩定,但是地方社會卻非常重視報復性正義。這三種需求非常難以同時滿足。

儘管有著種種缺點與限制,TRC確實達成了幾個重大的目標:

(一)它成功地創造了「真相與和解」的霸權論述(政治妥協的道德性基礎,國家歷史大論述的重構,以及修復式正義的優位性),協助維繫了民主轉型期的政治菁英共識,最終促成和平轉型與(至少在菁英層次的)國家整合。

(二)實現了普通司法體系難以達成的,一定程度的真相與正義。

(三)推動了一次廣泛的全社會性人權與民主教育,有助於民主鞏固。

(四)透過有效的宣傳,使TRC成為國際實踐轉型正義的一種典範與選項。

作為一種民主轉型與國家整合的政治,南非TRC所獲致的成功確實是第三波民主化之中最令人動容與振奮人心的故事之一。



和南非一樣,臺灣也是經由談判協商而達成民主轉型的個案,然而南非TRC模式的轉型正義卻難以在臺灣複製,因為即使同為談判轉型的國家,臺灣與南非之間仍然有許多重大差異。讓我們逐一檢視這些差異:

轉型模式:臺灣民主轉型的最重要特徵是,談判過程由舊政權內部的改良主義者(李登輝)主導,民主派的民進黨因為實力不足,只能扮演年輕合夥人(junior partner)的角色,成為李登輝用來向國民黨內強大保守派施壓的工具。這個高度不對等的談判模式決定了臺灣初期轉型正義工程的保守、妥協性格:非但沒有起訴任何加害者,連在有限的真相究明行動(行政院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中都沒有指名任何加害者,從頭到尾只提被害者與被害者補償。換言之,即使將李登輝包含在內,整個臺灣的泛民主派根本連向國民黨保守派提出「用真相換取和解」的實力門檻都沒達到。臺灣民主派的脆弱與ANC的強大實力適成對比。

壓迫模式與受害類型: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的獨裁統治,早期仰賴大規模的國家暴力,後期則在國家暴力逐漸日常化、官僚化之後,開始依賴與本地菁英的利益交換,也就是政治學者吳乃德所謂的「威權侍從體系」。藉由這個交換體系,國民黨收編大量本地菁英,形成廣泛的本土獨裁共犯結構,也分裂了本土社會。因為大規模國家暴力發生在領臺初期,所以臺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熱情集中於早期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之上,對於國民黨後期威權統治的態度,則有著明顯的分歧。

領導者的政治判斷與政治意志:臺灣民主化初期的兩位總統──「虎口下的總統」李登輝,以及始終難以贏得執政多數的陳水扁──都基於自身實力不足的判斷,捨正義而取穩定,因此缺乏追究真相的政治意志。陳水扁在二○○六年政權危機之後才開始積極處理轉型正義,但此時已喪失正當性與社會熱情,因此注定以失敗告終。其結果是,轉型正義議題為舊政權出身的人物馬英九所收編。

知識界與公民社會:南非的TRC模式並非源於政界,而是由學界首先倡議,公民社會繼而積極推動,形成強大共識,最終才成為政治的選項。遺憾的是,臺灣的學界與公民社會沒有在民主轉型之初,社會熱情最強的時機,提出有效而系統性的轉型正義構想(不一定是TRC),對社會進行即時的教育與動員,從而對政治菁英構成壓力。九○年代民主化時期臺灣社會的訴求主要集中於二二八等特定歷史事件,缺乏遠見與系統性論述,得以將轉型正義、民主化與國家整合連結起來。

意識形態:臺灣是世俗導向極強的社會,民間宗教的世俗性也很強,基督教式超越性信仰的基礎較為薄弱,因此難以立即襲用屠圖主教或者拉丁美洲式的宗教性論述。另外,除長老教會等少數例外,臺灣宗教界沒有積極介入政治或公民社會事務的傳統,各種宗教教義中的公民意識元素尚待發展。也因此,轉型正義在臺灣仍然主要是一種世俗的事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臺灣也沒有發展出一個足以動員公民熱情的,強大的非宗教性轉型正義論述。

民主派缺乏實力,領導者缺乏意志,社會菁英被國家收編為共犯,知識界缺乏遠見與歷史洞見,公民社會尚未成熟,以及強大論述的付之闕如──這一切臺灣在地的脈絡與歷史特性,這一切作為臺灣人的「共業」,決定了我們難以強求複製TRC模式,必須另尋出路的命運。



出路在哪裡?歷史其實已經告訴我們,我們只剩下一條佈滿荊棘的道路,那就是回到民間,回到公民社會,從頭做起,由下而上,從根紮起。

所以我們組織了一個小小的「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TaiwanTRC, http://www.taiwantrc.org/),沒有法律授權,沒有國家資源,沒有宗教加持,沒有社會熱情,也不再能夠召喚任何選票,轉型正義在臺灣如今變成一種純然世俗,純然民間的志業,一種社會運動。我們必須完全仰賴志工,將極度匱乏的資源集中在幾種基礎的工作之上:調查、教育、監督政府與推動立法。

我們以單薄的人力,南北奔波,勉力進行極為有限的真相訪查,一點一滴拼湊那段黑暗歷史的圖像。我們在大學開設課程,在綠島和景美的國家暴力現場協助舉辦營隊以教育年輕世代,促成健在的受難者前輩與青年的世代交流,試圖達成一點初步的療癒與傳承目標。我們緊盯著收編了轉型正義論述、如今重返執政的舊政權口惠而實不至,甚或扭曲人權精神與歷史正義的粗糙施政,以一篇一篇文章,一場一場公聽會,一次一次溝通,事半功倍、徒勞無功地緊盯這個對人權沒有信念,對民主沒有熱情的舊政權,但卻依然堅信滴水會穿石,真相會逐步揭露,正義會漸漸彰顯。因為歷史的制約,因為政治的失敗,因為知識的無能,臺灣的轉型正義如今回到了它的原始型態──在先人埋冤(tai-oan)之地,面向過去安魂與召喚,面對未來夢想與意志。

然而如果沒有彌賽亞,希望的根據在哪裡?二○○七年四月屠圖主教和TRC副主席伯萊恩博士受臺灣民主基金會邀請訪臺並參與「轉型正義與國族融合研討會」,筆者也參與了這場由一個正在傾倒中的民主政權所舉辦的遲來的研討會,並且對臺灣政局、社會的世俗性格以及轉型正義前景作了極度悲觀的發言。聽完我悲觀的話語,在臺下旁聽的屠圖主教立即起身發言,以他充滿魅力的言語和笑容,溫暖地慰撫這個不可知論者,要我對臺灣保持信心。此時和筆者同場發言的伯萊恩博士轉身笑著對我說:

當潘朵拉打開盒子時,最後飛出來的是什麼呢?

我只得苦笑回答說:「hope!」然而如果沒有彌賽亞,希望的根據在哪裡?數度展讀屠圖主教這冊《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我突然領悟到,其實希望不一定必須是一種信仰或信念,希望可以是一種意志,一種分別善惡,厭棄惡,朝向善的意志,而我們必須仰賴理性去維繫這個意志──不是工具理性,而是漢娜‧鄂蘭所說的,面對善惡的問題,必須負起身為一個人的「思考」與「判斷」責任的實踐理性:

最大的為惡者是那些不記憶的人,因為他們從未思考,而沒有了記憶,他們就肆無忌憚了。對於人類而言,思考過去的事務意味著向深層境界移動,意味著紮根,讓自己穩定下來,使他們不致於被任何可能發生的事物席捲而去,不管那是所謂時代精神、大歷史,或者就只是單純的誘惑。最大的惡不是根本的惡,它沒有根,而正因它無根,它就沒有任何限制,所以它可以走向難以想像的極端,橫掃整個世界。(’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19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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