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克(Bernhard Schlink)
作者: 徐林克(Bernhard Schlink)
書名: 朗讀者(Der Vorleser)(中文版:我願意為你朗讀)
出版社: Diogenes Verlag AG, 1995(中文版,皇冠:2000)
「朗讀者」書評 林雪芳(2009/2)

作者徐林克,1944年出生於德國Bielefeld,在海德堡成長受教育。1982年起即在德國各大學任教,目前是德國柏林Humboldt大學的法律系教授。1987年至2005年間擔任德國北萊茵-西發里亞邦(Nordrhein-Westfalen)憲法法庭在敏斯特(Münster)的法官。
「朗讀者」是一本以愛情為背景的政治小說。以一段不完整的愛情故事作引子,以舊情人像徵納粹經驗,作者深入剖析戰後這一代德國人對納粹罪行的反省以及對上一代的複雜情結。

本文只由轉型正義角度評論,不求全面觀照
有關轉型正義的議題諸如加害者、被害者、第三者、代間關係、罪行、審判正義、認罪、寬恕以及和解等本書一應俱全。一般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多半聚焦於公共領域,本書則追本溯源從私的角度、從私的感情出發,讓讀者深刻體驗到:純粹公共領域內的轉型正義雖是法相莊嚴,但如果未能有私的感情與之應對,這樣的轉型正義終歸只落於形式,即使其中已包括審判、認罪、寬恕、和解一連串過程。

顛覆傳統的納粹形象
傳統的納粹形象皆是男性。一類是瘋狂教主(Hitler),一類是著魔的知識菁英(Goebbels),一類是忠於執行命令的白領(Eichmann),一類是虐待狂兼暴力狂的納粹獄卒。本書的女主角Hannah卻顛覆此傳統形象,是女性、文盲、既流浪又流亡、出身羅馬尼亞的德裔少數民族(該德裔少數民族地區德文稱作Siebenbürger)、父母兄弟姐妹不詳。一言以蔽之,是個「弱勢」。

司法審判的正義侷限
就法論法,實際上Hannah是一冤案。戰後早期關於納粹歷史的處理不論是司法的還是行政的(denazification/Entnazifizierung),缺誤甚多,早有公評。否認罪行的、推拒責任的、無良心顧忌的、社經地位良好的、司法資源豐富的於法庭常居優勢。像Hannah這樣照實敘述,不否認犯行的、不推拒責任的、良心猶未盡泯的、弱勢的、司法資源薄弱的,則於法庭常居劣勢。Hannah本人也否定了司法還原真相的能力,更別說伸張正義了。在此意義下,Hannah的案子,與其說是特例,不如說是常態:社會資源優劣常再現於法庭且誠實往往不是法庭上最有利的策略。

雖然如此,審判畢竟終止了文盲和無知。在監禁(不自由)的環境下,Hannah終於克服了知識上和道德上的文盲。她終於識字,也開始盡其所能深入瞭解Holocaust,最後她以自己的良心判了自己的罪。這是非常現代德國式的弔詭,因為戰後德國就是在這種自我禁錮的心智環境下,開創了有史以來最全面最徹底的有關轉型正義的反省。在司法不公,個人的公共尊嚴被踐踏,人身不自由的環境下,Hannah達到了公共領域意義下轉型正義的重要目標:一個加害者認識了歷史,瞭解個人的罪行,發現自己的良心,承認並懺悔自己的罪行,祈求被害者的原諒並做出象徵性的賠償。

文盲象徵無知
Innocent 既表達無知也意謂無辜,代表的是一種前知識,甚至前良知的狀態。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前提,司法和正義都將不可能。對於Hannah心智之源的知識端與良心之源的善端,作者早有伏筆。一方面作者多處表現Hannah對別人為她朗讀文學作品的高度興趣乃至需求,甚至在集中營裡她都會安排女囚為她朗讀。朗讀的內容包括「戰爭與和平」和「奧迪賽」如此古典龐大複雜又遙遠的鉅作。這表示,Hannah的知識之心早已存在。Hannah良心的善端沒呈現得那麼明白,她在法庭上的矛盾與躊躇卻正源於她本然道德上的牽絆,良心之善端也正發源於此牽絆。作者佈置Hannah心智與良心的端契,正反映了作者肯定人性的基本立場。文盲作為象徵既可以克服,對個人而言,加害者的救贖乃成為可能,更廣義而言,司法與正義都將成為可能。

從公共領域的轉型正義到私領域的感情復甦
對轉型正義而言,這位模範加害者就此止於善了嗎?在書中這種公領域的救贖並無法挽回Hannah的自殺。甚至可以說這種轉型正義是造成Hannah自殺的原因之一。她不是因為她的罪而自殺,她是因為過度的孤獨而自殺。Hannah原是一生機旺盛的人,雖然孑然一身,不時流浪兼逃亡,但活起來可是虎虎生風。可是轉型正義所要求的是審判,審判的結果是監禁,監禁則造成她生機萎縮到無法回到社會。

轉型正義因此不能止步於純粹公共領域內的轉型正義,轉型正義終須進入私領域。Hannah作為一個加害者堪稱模範,但Hannah作為一個私人卻活不下去。對此轉型正義雖然可以推托說:現代社會疏離冷漠,坐監者再社會化有待制度性加強。但如此切割顯然自毀轉型正義的人性根源。

私領域可簡分為社會、尊嚴與感情。在Hannah的社會生活方面,作者並未支持Hannah入獄後的「枯萎」過程,顯然這並非本書的重點,在此就略而不論。在私人尊嚴方面,檢視全書,對Hannah而言,身為文盲這一事實決定了她的尊嚴。她不惜一切代價要維護這個秘密。男主角在司法公平與私人尊嚴之間掙扎良久,最後選擇犧牲司法公平,和Hannah一起保守她的秘密。在此,基於個人隱私的私人尊嚴高於司法公平,高於人身自由,在特定意義下,甚至高於轉型正義。

但在感情方面,Hannah在獄中顯然完全失去了感情生活。在本書中男主角Michael是 Hannah入獄後唯一潛在的感情對象。但男主角困限於本身的種種情結,在矛盾重重中,既失去對Hannah感情投入的能力,也失去了正常溝通和行動的能力。他只是不斷地寄朗讀錄音帶給Hannah,甚至拒絕給Hannah回信。無疑,對Hannah這既是溫暖又是冰涼,既是鼓勵又是挫折,既是接納又是拒絕。納粹的歷史罪孽竟把Hannah和男主角都逼到一個正常人際的極限。如此,感情與溝通的傷害終究損盡了Hannah的生機。反推過來,本書的佈置是可以推出這樣一個結論:公共領域的知識理性與反省救贖不能離開私領域的人際感情與溝通,甚至可以說後者才是前者的精神泉源。知識理性與反省救贖終究無法為Hannah作為一個私人帶來生機。沒有人「千里共嬋娟」,沒有人「但願人長久」,那又怎能應付世間種種悲歡離合陰晴圓缺,那又怎能「不應有憾」重現生機?只有情才能滋潤生命,包容天地人間的缺憾。在制度上,當然轉型正義也無力於此,但不論義理上還是實際上,這才是轉型正義的源頭。

反省的弔詭
Hannah在轉型正義公共領域修成正果,在無情的私人世界卻活不下去。男主角在自我反省上完全成功,卻也因此徹底失敗。男主角不論在公共領域還是私領域都算有情有義,有知有理,尤其深富反省能力。但是,道德目的論式的納粹反省先布下天羅,情理不分的反省又撒下地網。天羅地網中的反省固然也可自成一無限世界,但這樣的反省終究無法衝決網羅。在禁忌重重的過度反省之下,於是不論在公共領域與私領域皆徹底失敗。其具體現象則是喪失行動與溝通的能力。在此引用王貞文「用柔情解剖殘酷歷史」文中,一段堪稱經典的評論:

【書中的主角米夏,走進一個「重整過去」的過程裡,一面發掘著殘忍的「事實」,一面卻掉進一個道德判斷的迷宮裡,找不到自己觀看歷史的位置:他不能當起訴者,因為他不是受害者;他不能當辯護者,因為他知道納粹罪行是無從辯解,那是確實的罪行;但是他卻也不能當審判官,因為他知道審判者無法瞭解犯罪者的複雜心理;他甚至無法當一個冷靜的﹑就事論事的旁觀者,因為他和這個有罪的「過去」有著深刻的感情糾葛。】

本書作者在此不只是對男主角的文學分析,也帶有深刻的自我評判,甚至可以說反映了德國戰後納粹反省的核心問題,尤其點出了第二代對待納粹當事人那一代的核心問題。當然從文學、哲學與人性的角度來看,反省的弔詭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但這並非本文的討論對象。從轉型正義的角度,要先克服此反省的弔詭,首先要破除道德目的論式的反省。德國戰後把Holocaust的道德獨特性擴大成歷史的單一性(Singularität),而且設為禁忌不准碰觸,任何歷史比較都變成對Holocaust不敬。社會科學沒有歷史比較哪能見真相,又哪能歷史定位。這種充滿禁忌的反省,當然非常侷限。直到二十一世紀初這種禁忌才開始鬆動。

我們期待德國新一代的有心人能在破除禁忌之後為轉型正義開創一更深廣的新境界。也期勉國內有心人勿重蹈覆轍。轉型正義的公領域與私領域不論在義理上還是實際上都是密切相關,所以在公領域的反省失敗,也終必導致私領域的偏失乃至疏離枯萎。

對加害者的真情相待 - 台灣知識份子的無病呻吟?
台灣的轉型正義主要處理國民黨權威統治時期的政治迫害,即廣義的白色恐怖。在實踐上集中於受害者的平反、賠償與事實還原。在法律上則幾乎完全未處理加害者的部份,於是台灣的政治迫害只有個別受害者,卻無個別加害者,加害的責任由國家概括承受。台灣既然連個別加害者都無法制裁,在此放言「對加害者的真情相待」豈不是太超過,更何況台灣社會對受害者都還未曾真情相待呢。乍看下Schlink此書似乎只能當成文學作品,離台灣轉型正義的現況太遙遠了。本文誇誇其辭到底為啥?

其實不然。台灣的現況不等於台灣的未來,台灣的現況也不等於世界的現況。轉型正義來自普世人權,各地在具體處理上誠或千差萬別,但其維護人權的基本價值則普世皆同。在此意義上,轉型正義無國界,而且根本不應自限於國界之內,所以轉型正義的支持者必然是國際主義者。

伴隨著現代化的腳步,二十世紀人類對人類的迫害可謂空前。其它種種不義姑且不論,就以種族清洗與種族屠殺而言,學者大多認為,大部份尋常百姓在意識形態煽動與實作「磨練」下,都不難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危機狀況下尤然。大屠殺的劊子手不必是變態狂或邊緣人,大部份老百姓都無法抗拒現代操控機制下的洗腦,換句話說,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有興趣者可閱讀「為什麼不殺光」 (Daniel Chirot & Clark McCauley, Why not kill them all? The logic and prevention of mass political murder),是很好的入門書。單單前南斯拉夫與盧安達就都有數十萬人參與屠殺自己的鄰居、親友,全世界的加害者更是以百萬人、千萬人計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普世問題。而且二十一世紀會比二十世紀好嗎?僅僅冷戰結束後就有車臣、前南斯拉夫、盧安達、剛果、東帝汶與Darfur等血淋淋的例子,令人十分悲觀。脆弱的民主體制,投票政治的激化,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再興,各式基進力量崛起以及全球化下脆弱的國際體制,導致危機不斷。這些都在在威脅許多國家的民主、和平與人權。不說遠的,中國的命運與台灣緊密相連。中國如果繼續繁榮強大,對台灣是福是禍沒人知道。中國如果陷入災難,對台灣就構成立即的威脅,甚至引發立即的危機。如前所論,在人權價值、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尚未穩固發展的地區,老百姓在現代操控機制下常被裹脅為幫兇,危機當下尤然。也許哪一天對面鄰居就會變成迫害我們的加害者。

這不是天方夜譚,更不是危言聳聽。從轉型正義的國際經驗我們必須照顧到轉型正義面臨的所有面向,這當然也包括為未來最壞狀況作好心理準備。加害者與受害者本來就是迫害事件的一體之兩面。對台灣轉型正義的不足,我們當然尊重台灣社會的不滿,但從國際轉型正義的經驗,對待加害者的態度既真實又緊扣轉型正義的基本價值。在此意義下,Schlink的「我願意為你朗讀」絕對值得我們認真咀嚼。

回閱讀分類

上一頁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頁 top
訂閱電子報(請填入您的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