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媽兜啟示錄
李媽兜啟示錄｜作者：李禎祥
資料來源：本文曾分上下二次初次刊登於新台灣週刊644-645期
在白色恐怖成千上萬的案件中，台南的李媽兜案堪稱「迷你案件」，只有兩名被告，但它的重要性不下於台北案、台中案等超級大案。該案主角李媽兜只有小學畢業，身高據說五尺二、三寸（約一百六十公分），但在情治單位眼中卻是一名「巨匪」，而且是一九五一年被官方通緝的近兩百名「匪嫌」中，僅次於林元枝的第二號人物。他逃亡兩年多，才在極意外的情況下被捕，被捕後又經歷極戲劇化的生命轉折。
生命基調
冒險犯難鬥志強悍
李媽兜和二二八受難者黃媽典一樣，都是姓名第二字有「媽」的男性，在老一輩台灣人和更早的文獻中，這類例子不少，是否和平埔族有關值得研究。他是台南人，一九○○年生於大內鄉的窮村；由於家境一貧如洗，他的父母儉腸捏肚，好不容易把他送去讀小學時，他已經十三歲了，十八歲才從小學畢業。
隔年，在本村一所小學謀得教員工作，因不滿日籍校長欺壓台灣教員，和校長打架之後辭職。九個月後，他在善化找到第二份小學教員工作，又因和日籍教頭打架而去職。第三、四次和日本人打架而丟掉的工作，是新化糖廠雇員和新化街役場（鎮公所）巡視員。必須一提的是，李媽兜畢業後，工作總是卑微而不斷流轉，這四份工作是他最穩定的四個飯碗，但為了替台灣人爭口氣，他總是做不久就豁出去拚了，不斷把自己逼到生活的絕境。這種冒險犯難的精神，是他生命的基調。
李媽兜的一生命運多蹇，波動不停，幾乎沒過什麼好日子。根據國史館出版的《李媽兜案史料彙編》，他二十幾歲結婚，婚後靠岳家資助，在新化營商，不久便因加入文協，在一次取締活動中被日人逮捕，坐了七個月牢。出獄後生計艱困，廿九歲（一說卅四歲）遠赴福建，開西藥房為生，這是他一生最安定的時期。中日開打後，他的生意又砸了，只好到龍岩投靠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派赴廣東抗日。戰後回台，兩度找李友邦安插工作都沒結果，靠朋友陳福星等人的幫忙做小生意也都失敗。生活山窮水盡，又看見國府來台後，「貪官污吏，官僚氣十足，做官人對人民耀武揚威」，遂萌生反抗之志。
組織達人
領導數十支部小組
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間，李媽兜透過一位義勇隊員的介紹，認識「省工委」組織部長張志忠，並在張志忠的介紹下加入共黨。張志忠又介紹他跟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認識，蔡孝乾知道他生活無著，給他兩千元，讓他專心發展組織。這筆錢是他生活的及時雨，卻也驅策他走上刀鋒和不歸路。張、蔡沒看錯人，李媽兜憑其鬥志和活動力，不久證明他是省工委在南台灣第一號戰將。
一九四六年十月，李媽兜與陳福星、陳文山成立「台南市工作委員會」，上由蔡孝乾領導，下與張志忠聯絡；李任書記，雙陳負責組織和宣傳。四八年五月，包括李媽兜（化名林飛鴻）在內的十一名省工委最核心幹部，潛赴香港參加為期月餘的中共「台灣省幹部會議」（史稱香港會議），這是中共當局對台灣幹部僅有的一次集訓，並決定工作方針。回台後一年半內，組織發展非常迅速，根據李媽兜的判決書，在他領導指揮下共有廿六個支部、三個直屬小組。這項「業績」恐怕只有張志忠可比，但詳細資料連李媽兜也前後交代不一。本文參考全書其他資料，嘗試整理如下（括弧內為領導人，以及他們在白色恐怖的遭遇）：
台南市工委會（含三個直屬小組。四八年以後，雙陳退出，鄭海樹、何川、何秀吉加入，這三人皆死刑）、台南街頭支部（李媽兜）、麻豆（謝瑞仁，死刑）、中營（楊德全，自新）、大埤寮（蔡國禮，死刑）、山寮子（楊德全）、南頭港（楊德全）、下營（陳窗，死刑）、桶頭村（黃振昌，自新）、北門（李祿，逃亡）、大內（楊清淇，死刑）、二重溪（楊崇烈，自新）、頭社（羅錦昌，自新）、鳴頭村（鄭沂清，死刑）、玉井（楊進丁，另委員楊鬧雲死刑）、玉井糖廠（曾某）、關廟（陳文山，死刑）、新營（郭鍾椬，死刑）、新營糖廠（李明珠，死刑）、楠西（陳聰一）、永定厝（廖清纏，十五年）、斗六（張萬枝，死刑）、嘉義街頭支部（周永富，十二年）、嘉義鐵路局機務段（曾木根，死刑）、彌陀（蘇文安，死刑）、鹽田（張崑泰，死刑）、橋仔頭（李東鍊，死刑）、橋仔頭糖廠（許某）、潮州（江來傳，自殺）、左營煉油廠（許開傳，自首）等，範圍涵蓋雲嘉南高屏等地。如果加上許多被李媽兜的同志或特務宣稱是他所屬的支部，則總數超過四十。除了省工委系統外，甚至一個掛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南市第一支部」的組織，據說也由李媽兜領導。
行蹤飄忽
鐵騎四出抓不到人
這些真真假假的龐大地下組織群，可以概稱為「李媽兜反抗勢力」，和中部的李漢堂、北部的林元枝構成讓特務單位寢食難安的鐵三角。但是樹大招風，情勢瞬變，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李媽兜發現住家附近已被埋伏，開始逃亡；不久張志忠被捕，蔡孝乾避走阿里山。一九五○年四月，蔡孝乾落網，李媽兜的組織工作也全部中斷；五月，蔡孝乾在《中央日報》發表聲明，呼籲同志立刻向政府自首，「自動交出一切組織關係」，省工委大勢已去。五月底，麻豆支部在自新份子的出賣下被破獲，這可能是李媽兜組織最先折翼者。此後各支部一一陷落，部分自新幹部甚至被分配責任區，協助偵查各地組織、關係人，以及他們的頭仔李媽兜，限期呈報成績。這一招確實厲害。
但更厲害的是李媽兜，他神出鬼沒，讓特務和同志疲於奔命。有人宣稱他在高雄、台東、台南邊界的山區躲藏；有人宣稱他常獨自一人化裝行動，騎日本製的腳踏車在平原出沒，並借農民家為掩護。這些情報是真是假，恐怕只有李媽兜本人知道。根據李媽兜本人供稱，他主要在台南一帶逃亡，藏匿他的人大多具有組織關係。他怕見熟人，沒有要事不出門；若藏匿農村，晚上不能睡在人家，必須到野外過夜。協助藏匿李媽兜的人很多，其中一位是鹽分地帶詩人王碧蕉（本名王碧樵），時任北門鄉農會總幹事。本書資料顯示，他只是一個預備黨員，也沒有特別「犯行」，卻在一九五三年七月被槍決。
一九五○年七月十八日，憲兵司令部破獲大內支部，呈報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蔣經國主持，總管全國所有情治機關）；該組「為集中線索，早日肅清起見」，囑該部與保安司令部會商嚴緝李媽兜。一年後，緝捕李媽兜的專案小組已擴大為包括保安司令部兩個組、保密局兩個組、調查局三個站、一個憲兵團、三個縣市警局等在內的龐大組織，鐵騎四出，線民密布，還是抓不到李媽兜。他們還要再忙上半年，李媽兜才會現蹤；但此後案情急轉直下，接下來的詭異棋局，就不是李媽兜玩得起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正值冬防期間，安平港外海氣候惡劣，風雨交加，保安司令部安平港聯合檢驗處（負責海巡緝私）根據經驗判斷，此時正是偷渡走私的好機會，因此派員出海徹夜巡邏。十六日拂曉，果然在曾文溪口外海發現一艘「協勝號」漁船行跡可疑（正要前往香港），於是登船檢查。船上人員身分證一查，李媽兜赫然就在其中。說時遲那時快，李媽兜衝到船舷，就要跳海自殺，卻被動作更快的官兵緊緊抱住，於是，情治單位「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大尾逃犯，在逃亡兩年多之後，被誤打誤撞而落網。
跳海不成獲救
掉入統戰陷阱
接下來的命運發展，超乎他的意料之外。三個多月後，他在一篇對同志的心戰喊話廣播稿中，自述其心路歷程：「過去常常聽到中共上層說，國民黨政府對於人民通是騙，對付共產黨員怎樣用『三虐』，就是虐打、虐刑、虐殺……可是我自被捕在台南市警察局二天後，就來到保安司令部一直到現在，在這裡面的人員和官兵通是和和藹藹、禮禮貌貌……儘是用安慰和勸勉，關心我們的寒暑起居及食物，日常用品給你充足……」連他逃亡期間深受其苦的肺病也被治癒了。他似乎深受感動，他說：「政府對人民哪有欺騙？對共產黨哪有三虐呢？」最後他呼籲同志們：「大家不要執迷，緊快自動出來；自首的話，馬上便可得到自由。儘快來歸罷……參加反共抗俄的大事業，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另一篇親筆報告描述他所見的保安司令部：「上中下各自崗位熱烈，無有分晝夜，各執著各自任務，和藹又誠懇。怎樣忙，也無有發現到哪一個會憂頭苦面……想不出國民政府怎會變到這樣新生的氣象？以為這是作個夢似的。」最後，他感慨地憧憬：「我相信李媽兜必定能得在國民政府的懷抱裡終了一生。」
是的，李媽兜，他自新了（正式辦自新手續是當年七月）。當局對重要的自新份子，當然要禮遇優待，不可能把刑具擺出來，也不可能讓他聽到夜半的淒厲哀嚎。李媽兜是否知道，保安司令部的官兵不分晝夜、熱烈忙碌的「新氣象」，是因為從他身上挖了更多情報、破了更多組織，抓了更多人，因而業務量大增？根據該司令部的一份報告，本案從一月廿八日到三月十日的四十三天期間，共動員特、警近千人之多；而李媽兜落網後，除了與他同時被捕的船員及偷渡客共十人外，陸續還有五十三人被捕，這些人又牽出更多人。他們的遭遇就沒那麼輕鬆了，他們不會看到「和藹又誠懇」的特務；照慣例，虐打虐刑是家常便飯，也有好幾人上了虐殺名單。
交出組織關係
來到鬼門關前
李媽兜的自新，某個程度上很像蔡孝乾自新的翻版。蔡自新造成省工委主力大崩盤，李自新造成省工委地方大肅清（張志忠寧死不透露的組織關係，部分就是被自新份子洩了底）；這兩人都被灌了迷湯，相信政府會善待他們。但當他們在供出同志時，是否也認為政府會善待他們的同志呢？這點讓人非常迷惑。無論如何，省工委為了組織隱密而採用的「單線領導」模式，恰恰成了它的致命傷。由於黨員缺乏橫的聯繫，資訊封閉，當局只要抓到肉粽頭，立刻可以拔起一大串肉粽。這就是為什麼要對一些有利用價值的上級自新份子「儘是用安慰和勸勉」了；套中共術語，這就是「統戰」。
不管用什麼方法，「李媽兜反抗勢力」最後全倒，成了許多政治案件的祭品。這些案件包括李武昌案（十六人死刑）、台南工委會案（十人死刑）、曾木根案（九死一無期）、李義成案（六死）、大內案（五死）、麻豆案（三死九無期）、李瑞東案（三死）、玉井案（三死）、下營案（二死一無期）、張萬枝案（二死）等等。這些血淋淋的案件，有的成於李媽兜自新前，有的成於其後。有的案子另外派生，像李媽兜領導的台南黨員陳柏淵，二二八之後長期逃亡，卻在一九五九年遭一位曾經收留他的自首份子供出，演變成一個大案，共有三人被判無期，十七人七至十二年。
那個時代，當局如此宣傳：「匪諜自首，既往不咎」，何況是盡量交出關係的自新份子？何況是這麼重要又這麼配合的李媽兜，更有理由相信「前途是光明的」。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一九五二年八月，保安司令部發文國防部參謀總長周玉柔，謂李媽兜「已無運用必要，擬仍依法處理」；九月，周玉柔發文保安司令部：希即將李媽兜「交付軍法從嚴治罪」。十二月十七日，李媽兜被關進軍法看守所，距離他在海上被捕，剛好十個月。這十個月就像一場天堂夢，當他夢醒，才發現已走到鬼門關前。
根據保安司令部資料研判，李媽兜在被捕前，他領導的支部已有十分之七以上被查獲。當然這要等李媽兜現身說法、把他的組織一一道破後，他們才知道的。這位受日本教育的五十三歲歐吉桑，不知他已沒有多少籌碼了；此後他越是坦白，他的利用價值也越低，當全案大白之際，也就是他為自己挖好墳墓之時。
自新原是假戲
糊塗賠了一生
十二月二十日，李媽兜被依「二條一」罪起訴，與他同案的是廿六歲的陳淑端。這個年齡只有他一半的女子，在他逃亡期間與他同居。李媽兜顯然只把她當作「紅粉知己」，不僅沒吸收她入黨，也不讓她知道他的活動；甚至連和同志談話，都要避開她。他曾對她說：「不知道才好。」與其說是大男人主義心態，不如說這是他給她的最大保護傘。然而李媽兜失算了。他苦心保護、連「叛亂」的邊都沒沾到的枕邊人，仍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與他同赴馬場町。
執刑當天，李媽兜和陳淑端被押去出庭，聽死亡宣判。審判官唸完判決主文後，當庭問兩人：「你們能明白了嗎？」兩人都說「能明白了」。這是一段意味深長的問答。在那一刻，他們明白了什麼？而五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們對白色恐怖的鬥爭真相又明白了多少？或者，我們還不明白？
和李媽兜一起被捕的，還有李義成。他曾任國民黨台南縣改造委員、新豐區區長，算是國民黨地方要員。他沒參加組織，充其量是李媽兜的同情者和協助逃亡的人，後來也跟李媽兜同船偕逃。他落網後，被特務編到另一個大案裡，最後和同案的李明珠、王碧樵、賴象等五人，與李媽兜同一天槍決。
此外，就在李媽兜於海上被捕後不久，他的戰友陳福星（老洪），這位透過李義成的介紹而認識李媽兜，後來從南台灣轉戰北台灣的府城鬥魂，也在苗栗三義山區落網了。陳福星在蔡孝乾被捕後重整省工委，從城市轉入鄉村，從鄉村轉到山上，進行更艱苦的奮鬥，最後也以自新收場。這又是另一段左翼悲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