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卡塞爾7000棵橡樹看景美文化園區的裝置藝術：側談陳嘉君女士拆除游文富藝術作品事件
作者：高俊宏/2009-12
2009 年 12 月初，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發生了一個事件，施明德先生的妻子陳嘉君女士，因文建會請藝術家游文富先生為園區內的汪希苓特區進行地景裝置，似乎有藉由藝術頌揚前軍情局長之嫌 (汪乃江南案重要關係人)，基於受難者家屬的身分及角度，因此拆除了游文富在現場的部分裝置 (牆外 / 由數萬根染白竹條組成)，進而引發了新聞媒體甚至是藝術界關於「拆藝術品」爭議，我個人相信游的作品沒有特別的惡意，而陳嘉君女士的拆除也不是針對游，而是針對官方對歷史的扭曲 (或無所知) 做法所為。無論如何，我想背後有一些嚴肅的問題值得藝術界朋友一起關注。
我在這裡首先以一個當代藝術工作者的角度發言，我長期像狗一樣辛苦創作，因此不忌諱被說成不尊重藝術，搞不好就是太尊重藝術，我才覺得因該回到藝術家本身的狀態來看問題，試圖解析台灣藝術方面缺乏對現實脈絡的理解且過度自我專斷的現象，同時藉由當代藝術中早就存在的「去作品化」的現象，對比台灣依然存在的，將藝術品誤解為某種神格化的產品一般高不可攀且不能去挑戰觀念上嚴重錯誤的迷思，似乎我們仍然沒有從藝術「被迫害情結」中跳脫出來，更全面且更理性看待事件背後整體環境體制的問題。
2009 年，從坪林鄉間到都會年輕知識精英都會去的有河 BOOK 或小小書房，我曾經主持了數場關於公路計畫的藝術與社會空間問題的座談，其中，相對於現在台灣鄉間小道到處出現公共藝術品的亂象而言，一些關於「藝術品不是媽祖像一樣不可拆除」的新觀念經常被討論到，反映了藝術品也有「放錯地方」的問題，這是我所接收到最新的，當代社會或藝術工作者對藝術品大量出現在我們生存空間中的反思，更遑論 1999 年鹿港「歷史之心」（黃海鳴策展）的著名事件，許多開放空間中的藝術品經常被民眾自發性地暗中破壞，許多作品純就概念上來說非常有創意，但創作者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當代藝術是一個「公開化」的過程，擺在街上的作品無非是引起公眾討論，而不是要強迫公眾接受，破壞的情事某種程度反映了公眾無從改變作品設置在當地的焦躁現實，另外，2009 年東海大學彭康健老師所主持的「擦掉─台中東海湖公共空間再造」，拿著榔頭將將舊有東海湖畔的人工設施敲除(「減法理論與實踐」)，則是透過既定的計畫對現有空間物件進行拆除及破壞，回復東海湖原本的自然生態。
當代藝術其實已經是明顯的某種「社會場域的實踐」，從社會雕塑的波依斯(Beuys)到詩意、隱喻的英國新雕塑，從微型政治批判的漢斯•哈克 (Hans Haacke)到強烈社會實踐的奧地利關閉週(Wochen Klausur)，藝術家往往透過深度觀察社會問題之後，產生一種藝術形式的社會性批判 (或觀察)，這正是藝術得以長存於社會並扮演一定的理性力量，也是社會可能接納藝術的未來途徑。很可惜的是，在台灣多數的藝術工作者並沒有對這方面進行過多關注，而僅僅會使用傳統的「美」的概念來進行空間介入，缺乏一種「理性之眼」來進行更深入而更具前瞻性的藝術進入空間想像，要知道，「美」有時候可能會被誤用，進而成為官方色彩濃厚的媒介 (或工具)，身為當代藝術工作者，我深刻了解創作者在自我理念及官方資源的誘因之間拉拒的痛苦，特別是在今天，藝術家甚至沒有工會的台灣，實在不忍苛責任何我的同行，但我也深深以為，當代藝術應該保持某種「清醒」，才能在盤根錯節的生存處境中找到獨立的生路，而不至於誤入歧途而渾然不知，我引用 Gros 在「哲學生命與藝術作品：傅柯法蘭西學院晚期課程中的現代藝術與犬儒主義」中提到現代藝術所具有的犬儒主義性質：即以一種「真理言說」貫穿生命形式，這種「真理言說」言說部份包含了挑釁、傲慢與聳動，便是藝術家應自我保持清醒的一個提醒。
再以波伊斯為例，1982 年卡塞爾文件大展時著名的計畫「7000 棵橡樹」(7000Eichen / 1982-1987)，預計在卡塞爾城市中種植象徵人的 7000 棵橡樹，計畫歷經五年的時間完成 (彼時波氏已過世，由其兒子種下第七千棵橡樹後完成)，我在二十年後(2005年)造訪德國卡塞爾，不期然在一些街邊角落遇見那一棵棵的橡樹(每棵橡樹地上都有一塊玄武岩)，心中依然激動不已，雖然橡樹很難不被誤解為德國人種優越的觀點，甚至將其和納粹主義連貫起來，但藝術還是必須經的起考驗，在波伊斯「都市森林化」的概念下，及長期行動性觀念藝術背後傳達的社會雕塑觀，仍然可以感受到藝術家強大的對社會現實「整體的」而非「簡化的」關注，二十年了，這些樹，這些石塊，幾乎與這個城市融為一體，我們一絲也沒有感受到藝術被過度強調偉大的地方，這個計畫讓整個城市成為某種有機體，一直到二十年後的現在都還有個「7000 棵橡樹協會」在維持這件作品。這是好的藝術品展現力量的結果，眾所週知，波伊斯是一個反形式主義者，其所強調 Erweiterer Kunstbegriff (擴張藝術觀) 背後事實上傳達了一種「去作品化」而回歸到以人為本的基本狀態，也就是說，當代藝術在某種程度已經到了應該卸下作品以及所謂的藝術家偉大的光環，必須徹底而認真的與這個世界對話，我認為這是台灣關注藝術的人必須長期思考的問題。
「簡化」的視野就是我們現在的問題，台灣的藝術從以前經歷「漫長的壓抑」到現在「太快的長大」，這中間形成最大的問題就是藝術觀點過度的「簡化」，我們缺乏一種慢慢培養，慢慢養成對整體環境事物分析關注的藝術工作者，我們卻太快養成許多很會使用單一媒介的藝術家，很快出名卻也很快殞落的藝術工作者，形成許多「藝術爆發戶」，就像開著一部跑車呼嘯而過，週遭美麗的景物被快速移動給簡化了一樣，這種「簡化」不是單一現象，我也無意針對任何單一個人，但它確實地反應在我們對自己的歷史缺乏認識，也反映在藝術家自我膨脹的狀態。同時，當藝術家過度依賴單一素材進行創作的時候，便往往陷入某「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迷思之中，誤以為這個世界的所有角落都可以用同一種模式，同樣一種效率，同樣一種工具進行「藝術對話」，而忽略了不同時空脈絡場域嚴重的落差。
最後，回到體制狀況來講，這幾年台灣藝術工作者跟官方的合作已經是一個常態，因此藝術家的作品常常跟官方政策會形成某種程度的「共謀」關係，這幾乎是一種既定的態勢，我想這裡面也曾出現正面的例子，但是，相信許多藝術界朋友都有接觸公共藝術的慘烈經驗，在公共藝術的整合過程中，其實背地裡也是一種官方對藝
術進行檢查的過程，就像姚瑞中所講的，到最後不用官方來檢查，我們自己就自我檢查 (self censorship)了起來，於是乎我們的藝術似乎變成一種同質性極高，通通都洋溢著幸福美好的許諾，我認為這種存在於藝術環境內看不見的內在問題，以及藝術家討好官方，造成藝術品本身脈落錯亂及缺乏對時代的批判力，比起陳嘉君女士基於受難者家屬立場拆除游文富作品的事件而言，要來的嚴重的多。
身為三十多歲中青世代積極投入藝術的台灣藝術工作者，我認為現在台灣藝術環境已經給予創作者非常多的自由 (今年 3 月我在巴黎街頭拍一個行動，差點被巴黎警察抓走……)，藝術家在高喊「尊重藝術創作」之餘實在應該進一步細思自己的藝術在社會脈落中到底該扮演什麼樣的積極角色，同時，透過國際性雙年展及國際藝術交流的日益普及，台灣的創作者已經開始有一個光鮮的外表，甚至我們的藝術環境已經出現了一些不可一世的「藝術明星」，那麼多的藝術明星，卻那麼少對現實鏗鏘有力的藝術作品，那麼多需要創作自由的藝術家，卻那麼少願意面對體制本身問題而不被收編的藝術作品，這是真正令人感到憂慮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