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惡魔》：誰應為屠殺承擔責任

資料來源：德國之聲中文網2014/1/19報導

當年在被納粹軍隊佔領的蘇聯,有大約200萬猶太人遭到殺害。奧斯卡獲獎導演魯措維斯基製作的新片《極端惡魔》提出一個尖銳問題：正常的青年男子為什麼變成了殺人狂？

電影《極端惡魔》的導演、奧地利人魯措維斯基（Stefan Ruzowitzky）敢於在解釋和控告之間尋求平衡。他希望為當今社會總結教訓。這行得通嗎？行得通。他把散文白描記錄手法同電影方式加以配合，創作了一部提出問題的電影，即：那些平時表現並不失常的男孩，怎麼變成了殺人犯？

兇手是法西斯軍隊的成員，聽從黨衛軍的指揮。他們於1941至1944年間在佔領的蘇聯各地殺害了200萬 猶太人。影片採訪了歷史學家和心理學家，通過人們的講述、日記以及法庭記錄尋找對以上問題的答案。電影沒有再現當年的情景，而是使用一些不知名演員臉部的大幅特寫鏡頭。

用電影方式表現民族屠殺，並試圖回答一個無法想像的問題，這種做法可取嗎？歷史學家安德里克（Andrej Angrick）說，"可以。將記錄資料同演員表演混合為一體的電影並不少見。這種做法沒有違反風格，也非打破禁區，但過程中必須將引語清楚地劃分出來。"

人的壓抑機制怎樣表現？團隊的集體強迫以及同制度保持一致的壓力又怎樣在電影中體現？影片告訴觀眾，大部分士兵為完成上級命令把刑訊執行到最極限。

被壓抑的事實

電影清晰地指出了一個常被人們壓抑的事實，即這些男子應該是有其他選擇的：他們原是有可能拒絕執行殺人命令，而且這也不會給自己帶來人身傷害。他們最多會被調動或不被陞遷。歷史學家安德里克說，"可以用出征動機來限制殺人，這是唯一說理方式，即我到前方征戰，不是為了殺死婦女兒童，而是為國家戰鬥。這種論證在當時是可行的。但出自意識形態的考量會造成很大問題。" 安德里克證實說，拒絕參加殺人行動小組的，可以得到其他任務，而不必擔心被開除軍隊，更不會受到懲罰。

但為什麼要殺平民？

那麼，平時表現並不異常的正常男子，怎樣變成了極端罪犯？影片表現出，這些士兵在經歷第一次屠殺時受到心靈曾受到強烈震盪，但後來集體行動開始產生能量，跟制度保持一致的要求也開始產生壓力。宣傳鼓動機器行動起來。

最後，殺人對這些男子來說就像是完成一個骯髒的職業，不得不做，為的是達到高遠的目標。安德里克說，"在納粹國家，人們對幸福的追求，是實現日耳曼式的理想，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殺害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而是他們同那些納粹迫害的對象一樣，在法西斯的精神世界裡阻礙了一個’雅利安人的伊甸園’的建立。 那場毀滅性戰爭是為這一理念而發起的戰爭，因為最終幸福只屬於他們那個精神世界裡的人。"

魔鬼在我們當中

魯措維斯基導演在影片中引用了康德寫於18世紀末的一段文字。這位哲學家論證道：抗拒基本道德標準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潛在本性。著名心理醫生利弗敦（Robert Jay Lifton）在電影中使用了"人類的潛能"一詞，他認為，做壞事是人類的潛能。但潛在的能力什麼時候爆發，超越"基本道德標準"的界線？利弗敦說，這取決於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為個人行動劃定最重要的界限。

電影《極端惡魔》裡的鏡頭

安德里克卻認為，利弗敦的理論過於膚淺並強調社會框架條件的重要性："在我看來，當年95%的納粹士兵如果生活在另外一個社會裡，不會變成重型罪犯。光有政治文化還不夠。不可缺少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他說，如果精英階層，如政治家、法學人士、演員、醫生等，具有免疫力，那便是穩定社會的因素。

安德里克尤其強調了執行司法的重要角色:"國家不僅可以用懲罰手段加以威脅，必要時也須繩之以法。"此外，他還認為，一個社會不該推崇一個"過於理解的對話文化"，他這裡指的是不該對待 有過於寬容的態度。

導演魯措維斯基的影片《極端惡魔》沒有宣判納粹士兵無罪，也不認可他們的做法。影片的結尾再清楚不過了：殺人犯無法以"別無選擇"為理由為自己開脫責任，或者將罪責推委給一個抽象的納粹國家。他們個人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