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者幾乎都是公務員」吳乃德：台灣政治迫害非常體制化，但社會和民眾不在意
台灣曾歷經近50年威權統治，雖已3次政黨輪替，加害體制真相仍不可得。10年前創辦「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29日指出，台灣在威權體制下的政治迫害是「非常體制化」的，這是台灣的特點，不過台灣社會和民眾不是很在意歷史真相、誰是加害者的問題。
由《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等單位舉辦的「加害者的過去與現在式」研討會29日舉行，2006年首度提出台灣有「上萬人受害，可是卻沒有加害者」這個特殊現象的吳乃德說，這是台灣社會第1次針對加害者的討論。會議吸引滿座的學生與老師，從政治與法律哲學的觀點思辨主持人、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所說的這個：「如果沒比黨產更困難，我想一樣困難」的議題討論。
「謝文定被撤換 失去了解問題的機會」
吳乃德指出，轉型正義有2個不同面向，一個是歷史面向，黑白分明，另外是政治面向，就不是黑白分明；政治上追求的價值，有時互相衝突，例如正義與和解，追求的時候必須考慮當時的處境，而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
吳乃德說，台灣的社會和民眾不是很在意黑白的問題和歷史價值，例如，日本皇族北白川能久親王的後代在2013年新竹車站百年慶時獲贈車站模型，而該親王是日本接收台灣的指揮官，屠殺好幾萬台灣人，台灣的歷史觀非常奇怪。
與部分拉丁美洲國家曾發生多起政治異議者大規模失蹤的狀況不同，吳乃德說，台灣的政治迫害是「非常體制化」的，包括林宅血案等命案，「幾乎所有加害者都是公務員」，暫不談法律責任，他們的處境不一樣，道德責任也不一樣。
吳乃德以德國納粹為例指出，納粹軍人可選擇不在集中營工作，台灣的公務機關，尤其司法機關，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外界不清楚；先前被提名司法院長的謝文定曾被質疑獲欽點辦政治大案，謝不一定有罪，「但為何都是他？」謝若願說明，本可藉此了解此問題，但他被撤換，失去了機會，外界也只能猜測。
為何司法界忽視轉型正義？ 「謝文定或許是線索」
台大法律系教授陳昭如談謝文定事件對民主與轉型正義的啟示。她指出，當人們不曾追究威權時期執法者的責任，或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就有可能在解嚴後繼續維持威權時期的特性：服從威權、不尊重人權；「我們也因此沒有去面對、思考，民主時期的司法與威權時期的司法，可能存在著相似性。」
陳昭如指出，美麗島軍法審判的檢察官林輝煌曾擔任司法官訓練所（現司法官學院）所長16年，領導司法官僚的培訓，謝文定也歷任數個司法要職，或許這提供了理解為何司法界忽視轉型正義，未能進行民主轉型的線索。
謝文定曾致信給「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指出，外界對他「有罪推定」，讓他成為新受害者，也給生長於威權時代的司法官貼上「不公平的標籤」。陳昭如指出，的確可能有參與迫害的司法官因無從選擇，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但研究發現，這並非謝的處境，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任何司法官的例子，可讓外界在了解他的外在作為和內心世界後，認定「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
納粹軍官「罪惡的平庸性」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蔡英文從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理論提供觀點。蔡英文說，鄂蘭認為納粹罪行是「根本之惡」，卻將納粹黨衛軍高級將領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罪行解釋為「罪惡的平庸性」，因他只是服從命令，不思不想；鄂蘭對艾希曼的這個認知，引發極大的爭議。
蔡英文指出，納粹的高官，從1945年紐倫堡大審，到艾希曼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審，常以服從國家法令為公務員的德性為自己辯護；對此，他認為，鄂蘭提出他們的作為是「反人性」的，而在極權主義下，不可能冀望每個人是英雄，但她強調，要勇敢走到政治場域表達看法或抗議才是最高的核心。
至於正義的理念，蔡英文表示，鄂蘭主張透過法律途徑，追究重要決策官員的個別罪行；但他也指出，寬恕才能解脫過去對彼此的傷害，透過承諾約定，來克服未來的不確定性，並且要透過歷史的敘事，來療傷止痛。
「加害的現在式」德、法禁止否認種族屠殺言論
中研院歐美所助理研究員蘇慧婕就歐洲禁止「否認種族屠殺」言論是否違反言論自由的論證提出報告，因為否認種族屠殺的言論發表，以及受到冒犯的特定族群成員都發生在民主轉型後，她將之稱為「加害的現在式」。
蘇慧婕舉例指出，德、法都禁止發表否認種族屠殺言論；在德國，主要是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事實，對猶太族群傷害非常大，德國對猶太族群負有特殊的道德責任；而法國則是認為，國家的責任不是來自加害者的責任，而是國家有義務平等尊重公民，有反歧視的國家任務，這是憲法的論證，因此，對言論的限制也不僅止於否認猶太屠殺，還包括其他的仇恨言論。
蘇慧婕表示，包括西班牙等國則反對禁止否認種族屠殺，包括否認土耳其對亞美尼亞屠殺的言論，主要理由有2，包括：對歷史事實的否認並沒有傷害到個人的族群認同，此外，單純的宣稱不具煽動效果，言論自由應獲保障。
人事清查制度：反省體制、民主轉型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介紹聯合國推動轉型正義的4個要素。他指出，聯合國主張採取整合性做法，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真相，就不可能達到正義；如果只是公布真相，而沒有行動，真相並不足以彌補罪行帶來的傷害；如果只做補償，就像過去的台灣，受害者可能認為只是便宜行事的措施，未必覺得獲得正義；如果沒有進行體制的重新反省，就沒有辦法避免歷史不會重演。
陳俊宏指出，對於加害體系的反省，美國知名法律學者泰鐸（Ruti Teitel）提到「行政正義」的概念，例如針對官員進行「人事清查制度」（vetting），評估他們過去做了什麼，是否符合人權規範，如不符合，可能會被要求去職、不得升遷、調職，或揭露相關資訊，讓所有人解過去公務體系的種種事情。
陳俊宏表示，人事清查制度的目的，是「重新對體制進行反省，來進行民主轉型」，除了打擊過去的侵權行為，也重建公民對體制的信任；一般來說，檢視標的多是針對國安機關、警察、監獄及司法體系。
不過，也有些要注意的問題。陳俊宏舉例指出，基於什麼樣的依據及資訊來進行人事清查，必須要謹慎，很多時候，威權時期留下來的檔案很可能是特務、國安人員做的，如果沒辦法檢視人事資料的可信度及真實性，就等於仍然是特務治國，特務留下的資料仍然影響體制的運作。
資料來源：風傳媒，石秀娟報導 201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