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後，重新看見六張犁系列活動：「六張犁，過去、現在與『我們』的未來」座談會記錄
時間：2013/12/21（六）早上十點至十二點
地點：台北愛樂暨梅哲音樂文化館
主辦單位：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主持人：黃長玲（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台大政治系副教授）
與談人：按發言順序
李禎祥（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張則周（台大農化系教授）、湯舒雯（政大台文所研究生）、胡家瑜（台大人類系教授）
記錄整理：毛祥年、葉虹靈
黃長玲：
今天要談的問題，是二十年後看見六張犁。臺灣白色恐怖戒嚴體制，從實施開始到結束，長達三十八年，國家暴力加諸在個人身上，持續的時間很長，而且是高度體制化的作為。我們幾個朋友在幾年前成立「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要來關心及面對這段歷史。這段歷史有其複雜性，在幾十年的白色恐怖年代中，受難者人數高比例集中在1950年代。在這些五零年代的受難者中，很多人懷抱理想，有對社會主義的理想、有對中國的理想，這兩件事情不見得一定連結在一起，需要放到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在大時代的背景下，每個具體的個人，如何接受這個理想；或他沒有接受理想，又是如何跟這段歷史發生連結，這件事情是我們要持續去理解的。
這段歷史的複雜性也表現在詮釋。過去我們在面對國家暴力或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歷史時，常看到兩種歷史敘述：一種是說，這些人都是無辜的受害青年，彷彿是歷史的旁觀者，不小心被捲進不幸的事件裡，可能因此喪失生命或遭監禁。這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冤錯假案，他們是被冤枉的、被錯誤認定罪行，甚至是虛假捏造出來的案子。另一種敘述，是剛說的「懷抱社會主義、中國的遠大理想」，他們應該被看成是歷史的英雄。這兩種史觀事實上都存在，但是隨著檔案的出土，國內有些年輕學者對這段歷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進行廣泛的訪談，尤其是針對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最大案「省工委」–中共中央華東局下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從年輕學者的研究中，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段歷史。例如過去以為讀幾本書就被逮捕、監禁，事實上有的確實有組織身分；或過去被歌頌成很單一面向、勇敢不屈偉大的英雄，但人在面對這麼大的國家暴力時，也會有軟弱與無助的時刻。
我們站在「真相與和解」的角度來講，最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能清楚理解這段歷史的面貌。這段歷史曾經長期被湮沒、不被理解、或被理解的程度很低；當年許多被處決的人到底在哪裡，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不被知道的。直到二十年前，在六張犂找到了墓碑，這是家屬鍥而不捨的結果。在六張犁發現了三個墓區，有許多的受難者的墓碑在那邊。我們等等看的勞動黨上傳至YOUTUBE的影片「201個證人」，就是紀錄這段過程。
我再補充一點，今天聯合報上有則評論，中國在北京為五零年代的地下黨死難者立了碑。這評論提到當時中共派了大概1500個工作人員在台灣，1100個人被處決。前幾天新聞剛出來時，我們會內討論，這跟我們理解的數字似乎有些出入。但不論這數字是否正確，聯合報的觀點是，海峽兩岸同時立碑，唯一的目的是要羞辱當年威權政黨──國民黨。雖然各黨各派或聯合報有不同的想法與詮釋，但從我們的角度來說，真正需要被理解的問題是，我們在任何時間、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擁有權力，尤其是國家權力的時候，可不可以用某些方式去對待其他人。
前一陣子來台的南非前大法官Albie Sachs在書裡描述當年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進
行的場景，加害者被要求模擬當年的刑求場面，然後受害者說「我只想問你一句話：『為什麼人可以這樣對人？』」這樣的基本問題，卻讓加害者當場崩潰痛哭。舉這個例子，是要說回頭看這段歷史時，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一起思考。與其說今天是在座的與談人跟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想要提供具體的答案；倒不如說，是邀請大家一起進入這段歷史，思考相關議題，如何去理解人權、政治、以及詮釋歷史，很多東西是現在進行式，需要大家一起來關心。一開始我們先來看短片，然後進行座談。（影片略）
黃長玲：
影片雖然很短，但是受難者家屬、昔日同志去追尋他們親人同志遺骨的紀錄。1950年代發生的事情，要相隔四十年，骨骸到九○年代才出土。這段故事陳映真曾經用報導文學的方式，寫成〈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至於六張犁，有些朋友參加我們上週活動，有到實地去看。沒有參加的朋友，可以上網找「外省台灣人協會」幾年前做的數位典藏計畫，把三個區拍攝實景放在網路上，有些墓碑附上了傳主故事。影片的最後有出現林書揚先生，他是在台灣戒嚴體制下，坐牢時間最長的人，戒嚴38年，他坐牢就坐了34年，他已經在去年過世。這是我們對影片的一些補充，以下交給與談人。
李禎祥：
各位好，我叫李禎祥。剛才看影片很有感觸，撥開蔓草、尋找墓碑，好像就是在發掘白色恐怖真相一樣，披荊斬棘，相當困難。目前也只能挖掘一部分真相，很多還在歷史蔓草中等待發掘。我幾年前曾受補償基金會之託，進行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的文史調查，今天來與大家分享成果。
六張犁在新石器時代已有人居住，1902年日本人森丑之助在此發現遺址。清代六張犁聚落也形成了，一張犁是五甲地，六張犁就是三十甲地，當然那是指平地，後來連同附近山區也叫做六張犁。清末，由淡水廳道到噶瑪蘭廳的「淡蘭道」，有一條支線是從六張犁入山，通往深坑石碇坪林到宜蘭。在淡蘭道之前，它還是一條茶路，石碇坪林所產的茶，要送到艋舺、大稻埕去賣，就會走這條路。二戰時，六張犁變成軍事管制區，有軍事倉庫、涵洞等要塞。
雖然茶路、淡蘭道、聚落、要塞，好像都跟公墓無關；但其實日治時期官方已經在此建立平民公墓，而在三板橋有貴族公墓。那時台北東南方部分山區（如福州山）已成為墓區，六張犁山區也是。
六張犁除了埋葬部分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外，蔣渭水也葬在這裡。他逝世時，台灣人替他舉辦大眾葬，本來葬在大直山，後來因為大直山被日軍徵收為要塞，而遷往關渡慈航寺，1952年又遷到六張犁。非常巧合，蔣渭水是台灣著名的左翼人士，就在他入葬的同時，也有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被悄悄地埋在這地方。
六張犁現在這些墳塚算是死亡的第二、三現場。這些受難者是怎麼埋在這裡的，前面有一大套運作熟練的流程。第一是死刑宣告，五零年代死刑犯都是在被槍決當天凌晨宣判，宣判後立刻押到馬場町或安坑刑場去槍決。第二是收屍，當時是由上海商人錢宗範經營的獨門生意，他接收了三板橋與六張犁墓區，壟斷了台北市殯葬生意，與官方是利益交換，我給你獨門生意，你也要「回饋」給我。第三是死亡公告，刊登在報紙或台北車站的看板上，家屬第一時間就是看看板或是報紙新聞，否則就只有等待親人槍決後，官方寄來的死亡通知。
第四是死亡通知，有關單位會把通知寄給家屬。第五是沒收財產，所有死刑犯一律沒收財產。第六是贖屍金，死刑犯不只財產被國家沒收，連遺體也是國家的，家屬收到死亡通知後，必須到台北向官方填單申請贖屍。贖屍金名義上是交給極樂殯儀館，其實殯儀館應該有回饋給官方。軍隊都有計算子彈費用，子彈核銷就會依費用跟極樂殯儀館要錢。所以，贖屍金其實就是子彈費的翻版。
贖屍金的費用有不同說法，常見的是算子彈的數目。槍決通常開三槍、六個洞，一個洞一百塊，就是六百塊，但1950年初，基層公務人員一個月薪水是一、兩百塊。死者家屬必須在三天之內（這是官方規定，實際上應有放寬）籌措三個月到半年的薪水去贖屍，沒錢領不到屍體。要籌這筆鉅款去台北領屍，對一般工農家庭根本不可能，所以六張犁有許多出身工農家庭的本省人，付不出錢只能讓屍體任官方處置。
第七是解剖遺體，無人領回的屍體就用來解剖，送到國防醫學院的福馬林池浸泡，經過三個月後開始解剖。所有醫學最基本的課程就是解剖課，要取得足夠的遺體數量，在台大醫學院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但在國防醫學院卻有源源不絕的屍體用來讓它解剖。黃春明曾說過：「台大醫學系每十個學生解剖一具大體，國防醫學院是兩個人就有一具大體」。
1993年曾梅蘭發現的現場有201個墓碑，其實統計數字一直在變動。補償基金會是196人，2001年我與李坤龍先生統計是365人。差別在於土葬之外，還有火葬。墓區現場有219人，還有一些有名無碑的，之前名冊有記載，但後來在墓區看不到了，這個有56人，入塔的有84人。總加起來，目前可考的「進住」六張犁的政治受難者，是264人。其中男性256人占97%，女性8人占3%；省籍比例，本省42%，外省58%，這跟張茂雄「台灣浩劫資料庫」中，本省人44%、外省人56%接近。也就是說，在六張犁的外省人數目比本省人多得多。35歲以下占74%，六張犁可說是白色恐怖的青年公墓。
至於槍決的年代，則集中在1950年代，尤其是前四年（1950-53）。整個白色恐怖遭處死刑者，目前已知有1226人，六張犁264人約佔兩成左右。在職業身分上，工農、無業占了42%，軍人19%；工農和無業多是較窮的本省人，付不出贖屍金；軍人和其他身份者主要是外省人。外省人因為家屬在中國，不知道親人在台灣被槍決，因此沒有贖屍金給官方，這些外省人的遺體就被埋在六張犁。因此，貧窮的本省人、無親的外省人佔六張犁最大宗。時間關係，我的報告到這邊。
張則周：
各位好，非常感謝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讓我有這機會講講當時的感受，還有對未來的期望。如果沒有真促會，還有一些關心50年代歷史的朋友們的努力，這段歷史可能過段時間就不見了。在政府刻意且嚴密的掩埋下，在教課書、報章雜誌裡，很難得知這些史實。過去有一個很殘酷的政府，可以利用任何理由，來屠殺任何人。現在很多人要被判到死刑，須要經過一層層許多手續，而且還可以上訴；因為以前人民的命運是操縱在權力無限的人的手裡，所以就沒有現在這麼幸運了！剛才李老師說的，我很多都不知道，從教科書、報章雜誌也看不到，說明政府刻意掩埋這些史實是多麼嚴密！
我簡單說一下過去的經歷，我生於1928年，那年正好台大創校。２２歲那年在台大化工系讀書，隔天因為要考試，晚上就跟同學在宿舍準備，突然生活管理組主任陪同一位軍人進到房間來把我帶走，說要問話、一兩個鐘頭就回來。我想說沒有關係，一兩個鐘頭就回來了。可是誰知道，就這樣經過了11年四個月，前後去了八個地方，親眼看到很熱情、很有理想的朋友一個個離開我，當時我一點能力也沒有，我也不知道自己下一刻會怎麼？在生教所時被關禁閉也不知道出不出得來；在小琉球有一次因用拖車搬運石頭，車翻了，難友重傷，為了回隊部急報，在經過路橋時，空車翻了，險些掉到橋下。經歷過這麼多意想不到的事後，慢慢體會到人的命運不能夠操縱在別人手裡，更不能操縱在政府手裡。人民一定要能自覺，都要懂得愛惜自己跟他人的生命；這樣才可能有一個懂得人權、自由、民主的政府。出獄時，我的身體因為在獄中的遭遇而變得很差，每過幾天或幾週，就會有警察來問話，我的學籍也被取消了，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二十幾年過去，1980年代我升上副教授後，開始積極參與教育與社會改革運動。由於我能在台大教書，並在板橋社大參與校務，平時除了能與NGO的朋友們聯繫，我也有機會跟同學、老師接觸，跟他們一起思考人的價值到底是什麼？過去為什麼會產生那樣殘暴的政府？目前的政府又是怎麼樣呢？實際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類似慘痛的歷史經驗，但許多國家的政府有深度的反省能力，可是我們政府沒有！人不可能完全不犯錯，如果內心有反省有懺悔，才真是一個知錯能改的人！一個犯錯的人，如果他能真心抱歉認錯，我們應該原諒他，這樣才能和解。但是這些過去犯這樣大錯誤的人，到現在沒有人出來懺悔與道歉，政府也不想查明真象，讓加害人把事實說出來。沒有懺悔，沒有認錯，沒有道歉，這種缺乏反省力的心態影響非常之大。
政府數十年來主要是以依靠財團發展經濟，提昇GDP為目標，忽視社會正義與生態環境，結果社會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及環境與生態的污染與浩刼，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層出不窮，這一切都是由於政府掩蓋事實，誤導民眾，缺乏反省力所致。台灣要有希望，年輕人應效法50年代前輩們關懷人，生命、社會，歷史的熱情及改造社會的精神。我希望台灣能早日出現以公義，民主、人權、環保、多元，美學為核心價值的第三勢力，結合社會上廣大求新求變的進步力量，共同創造一個重視人權，自由、民主，同時又重視公義生態的國家，這是我的願望，我也希望用這種方式來紀念六張犁墓園的難友及前輩們，我的報告就到這裡，其他請參考我的講稿與附件。
湯舒雯：
我是湯舒雯，目前就讀於政大台文所，我原本寫了個很嚴謹、理性、偏學術性的發言稿，但聽完兩位老師報告後，不得不改變了主意，想要對於被兩位老師具啟發性的發言所召喚起的情感，有更多地回應。同時，我是與談人中，唯一白色恐怖之後才出生的，所以我想，我認識白色恐怖的過程，或許正好可以做這三位老師研究成果的補充。
我並非生長在受難者家庭。雖然大學時念的是政治系，但我當時並沒有對白色恐怖的歷史產生過多的興趣跟關心。過往我對臺灣文學是一直都很喜愛，即使知道包括陳映真、葉石濤、郭松棻、李渝等作家，他們都有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背景；郭、李是國民黨登記的黑名單，流亡海外不得回台；陳、葉則因各自的案件，被國家暴力給一網打盡。在讀他們的作品的時候，可以很敏感的知道，故事背後是指涉一個更龐大的歷史創傷；可是在閱讀過程中，讀者不會確切知道這個創傷是什麼，也不會清楚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曾在台灣文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研究中，歸納出某一些共同存在於白色恐怖見證小說中的敘述模式，企圖指出這些敘事模式其實會主導出一個這些「見證小說」存在的悖論、以及非意圖性效果：那就是較年輕、剛入門的讀者，事實上沒有辦法透過故事、文學、小說去理解那個時代。我讀陳映真的〈山路〉時很感動，讀葉石濤的作品時很感慨，但並沒有因此被召喚出更多的同情。一直到2010至2011年到德國去念書，才有了轉變。剛才張老師曾提到，德國對他們自身歷史的錯誤、尤其曾對猶太民族等「他者」所犯下的罪行，悔罪意識是非常深厚的，幾乎是整個社會的反省，這也是我在德國的體驗。我那一年在歐洲各國看了許多紀念堂、紀念碑、集中營的遺址，跑了許多「記憶所繫之處」，發現不只德國、普遍來說是整個歐洲，對二戰後歷史的集體錯誤有深刻反省。如今當我們討論白色恐怖，猶太大屠殺及其後記憶工程，就像一個座標，可以來對照我們做得夠不夠。2011年，當我開始在歐洲開始思考這些事時，我從網路上看到的台灣新聞，卻是戒嚴時期軍事統帥郝柏村先生，在媒體上公然說「沒有戒嚴哪來的民主？」。我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也開啟了我對台灣白色恐怖的研究。基於我是一個文學研究生，我便從重讀白色恐怖文學作品開始。才發現裡面當然留下許多線索，但若你沒有歷史知識的背景、先了解那時代發生的人事，就無法進入當時的歷史脈絡。
在這裡，我要從文學研究出發的角度，來補充三位老師的研究，首先要提在文學研究裡面，「文學反映論」是一個很傳統的想法：小說家寫什麼，我們就去對照真實事件發生了什麼。這是一種老套，我希望大家不要以這樣的方式去看小說。
我主要是透過「見證」的觀點來談論這些小說。所謂的見證，在歐洲尤其是猶太大屠殺的文學討論中，已經被討論得非常多，各種理論家對於見證的討論，都在不斷的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打轉。見證是什麼？有一位猶太倖存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最後是自殺了。然而他留下過一本書，叫《滅頂與生還》，在台灣由時報翻譯出版。這本小說很深刻地描繪，作為一位倖存者、見證者，他那永恆的痛苦跟深淵一樣。他說，他們這些倖存者並不是真的見證者，真的見證者是那些已經抵達死亡的人。活下來的人所說的這些見證，其實永遠都只是某一種代理而已，你永遠都不可能接觸到那核心、即最黑暗的死亡的空白部分。
「見證」的觀點也同時暗示了，我在意的不只是文學本身的美學表現，我也關心這些見證文學如何參與建造台灣社會對白色恐怖的記憶工程、以及其中的倫理意義。於是我選擇了葉石濤(1925~2008)、陳映真(1937~)、郭松棻(1938~2005)、李渝(1944~)這四位小說家作為研究標的。葉石濤在1950年因為「知匪不報」入獄三年，後因大赦出欲。陳映真1968年因讀書會事件被判刑十年。郭松棻與其妻李渝，兩人在美留學期間，投身海外保釣運動，他兩人作為左翼分子，發表許多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言論，從1974年開始名列不能進入台灣的黑名單，解嚴後才解禁。他們在不同時期、因不同案件而獲致不同罪名，即使他們有南轅北轍的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但他們共同作為了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見證人。
我研究這四位作家的作品之後，第一個發現是：他們都是左傾作家。這很有趣，因為現在一般對白色恐怖的「常民」認識，往往是二二八事件加上美麗島事件，基本上是被台灣本土派、民主派論述所帶出來的歷史認識。但實際檢驗這些曾有受難背景的人，抱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左派青年是很多的，甚至很多是持有與民進黨相反的統獨立場。而我們看小說裡面最多的場景，就是五○年代的白色恐怖。
以下簡單與大家報告我研究中的幾點發現。我歸納出台灣白色恐怖見證小說中常見的四種敘事，分別是「匱缺」、「迷態」、「無辜」與「意外」。「無辜」和「意外」敘事，方才主持人已有提及；受難主角不斷會持用無辜的口吻，說「不過讀了幾本書就被抓了」，這非常常見，幾乎主導了所有台灣白色恐怖見證小說中最鮮明、最容易被發現的部分，這存在於「顯敘述」當中。比如葉石濤《臺灣男子簡阿淘》中〈紅鞋子〉就在講他被捕當天的事：他寫到他「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被補」。他花了很大篇幅書寫那一晚他先看了一場電影〈紅鞋子〉當晚回家沒多久就被抓走了，結尾寫道：「往昔快樂的生活情景如一齣齣的電影鏡頭在眼前閃過去。簡阿淘禁不住眼淚滂沱的滴下來。只是他還搞不懂他為什麼被捕。。」而後續陳述的內容，也是他不斷告訴審問的警察：「他是光復以後才接觸祖國文物的一個台灣青年。對大陸的政治狀況一無所知」，說自己只是讀幾本書，根本就不懂政治就被抓了。但如果你真的看完了整本書，你會發現他根本就「不無辜」。他一清二楚，他認識的人幾乎都是在做地下工作的人，所以罪名才是「知匪不報」。或像李渝，她在很多篇小說中提到，不過是參加一些聚會、不過是傳看一些禁書，寫了幾篇文章就被抓了。郭松棻的小說也是，一個憂鬱的知識青年，莫名其妙就被抓了。類似的敘事太多了，舉例不完。
這些無辜者的另一種表現，是「意外」敘事。某一天醒來，人就不見了。很多小說寫到，一個國高中生，某一天對他很好的老師，突然隔天就換成代課老師，就再也沒見過這個老師了。李渝在〈夜琴〉中，深刻描述這種感覺結構，整篇小說充斥沒有標點符號的段落，比如「這是人常常在突然間就不見了失蹤了再也沒有回來從世間上消失了的年代。[……]你還記得蔡頭的哥哥去他家常講故事給你聽的，一天晚上和幾個朋友聚會由穿土黃色中山裝的人敲門搜查帶走就再也沒有回來。你小時候覺得比較和氣的師長對你比較親切比較好的人，後來都不見了失蹤了再也沒有回來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從這一大段少有標點符號的敘述，可以知道文學傳遞的，不只是敘事，也傳遞一種感覺結構。沒有喘息空間、彷彿完全不能明白這些人為什麼就這樣離開了。可是她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嗎？小說家明明應該知道啊。重點其實不是「聚讀」的讀，讀書不是重點，聚會的「聚」才是。從檔案中來看，可能會被判到重刑的，絕不是「意外」，而是這些角色所確實抱有的社會主義理想，以及組織行動。到底為什麼作家們要用這種「意外的」、「無辜的」敘事來談論白色
恐怖的歷史，這是我一開始很困惑的地方。我覺得這些作家在做的事情，簡直就像是郭松棻小說中以「禁書」、「書報」來掩飾地下電台、地下組織活動的那些主人翁。即使它們之中很多篇發表的時候，明明已經不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了。
那「匱缺」敘事、「迷態」敘事又是什麼呢？簡單來說，「迷態敘事」是指某些類「羅生門」的結構，在小說中沒有真相、各說各話，作為受難者的小說家，最後也沒有打算告訴讀者真相在哪裡。「匱缺」敘事則是圍繞著許多「關鍵字」來推動故事，可是這些關鍵字都沒有被解釋，而且都被去脈絡化。比如說地下電台、禁書、警總、槍斃、馬場町、叛亂都是白色恐怖見證小說中的關鍵字。它們往往一出現，就會改變讀者詮釋整篇故事的脈絡。比如李渝的〈夜琴〉，在講一個賣麵的中年婦人心裡不斷自問，為什麼丈夫有一天出門，就再也沒有回來。整篇小說以意識流的手法呈現，很懸疑，好像是一個失婚婦女面臨丈夫外遇、或跑船，或離家出走再也沒回來的閨怨故事。但小說最後，李渝這樣寫：這個婦人有一天夜晚把麵攤收了，走在夜路上，感覺到肩膀很溫暖，好像丈夫摩擦著她的肩膀，她心裡還是有點羞有點氣，或許想說這麼久了你終於知道回來，但一轉身回轉過頭，人又是不在的，「除了自己什麼人也沒有。」。就在這個感傷的段落之後，緊接著小說的最後一句話，卻是這樣的：「黑暗的水源路，從底端吹來水的涼意。聽說在十多年以前，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從這句話之後，讀者就必須要整個從頭重讀這篇小說，才可能正確理解這篇小說在說什麼。為什麼直到最後才用「槍斃」這兩個字？又為什麼只告訴你馬場町當年是槍斃人的地方，卻也沒直說丈夫是不是被送去馬場町？也就是這種暗示的、去脈絡的寫法，讓讀者必須具備知識背景，才可能理解這些小說最核心處的指向。
最後，我想引用台大歷史系周婉窈老師的一段話來做結尾：「這幾年來，我經常思考，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三十多年的白色恐怖到底給我們社會帶來什麼影響？換句話說，國民黨近乎四十年的威權統治到底影響何在？[……]當我回顧過去、思考今天的問題時，我越來越深切感受到威權體制對我們的剝奪，這些剝奪造成我們今天精神上的貧乏、空洞、虛無，而這和解嚴後台灣社會不斷向下沉淪的現象恐怕有密切的關係。」
周老師想討論來自於「無」或「欠缺」所導致的負面作用，這可以和張老師剛才提到的願望，作很好對照。那個「無」或「欠缺」，當然指的可能是我們在白色恐怖見證文學中所看到的那種「匱缺」或「迷態」的再現，但我認為更多地，是在我們這些後人自己身上，明確地看到了那些負面作用。就像我居然是到出國之後，才重新被喚起對白色恐怖歷史的關心。由於解嚴後一整代人，迅速對白色恐怖歷史的不關心、不記憶，使得整個社會在解嚴後不久，就可以輕易把這件事情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即使如今我們得到的真相都還不完全。
當我指出白色恐怖見證小說裡面存在著「匱缺」與「迷態」，我絕不是在指責這些小說家。我們都應該知道，探索歷史真實，確定「信史」，這是歷史學家的職責，不是倖存者的職責。歷史學家的工作作得越好，社會記憶得越好，其實就越不需要、也越不勉強倖存者來替我們做這些工作。
我的目的恰恰在提醒所有白色恐怖見證小說的讀者；如果你不具有一定的敏感度、相應的知識或常識，就很可能會錯失掉這些小說中，可能最靠近歷史真實、最有價值的部分、那最深層的核心。你可能會讀不懂、你也很可能會讀錯。
事實是，沒有一種社會記憶，能夠不臣服於生物學意義上的代際更替，關於「台灣白色恐怖時代」，自然也在記憶即將消散的時間點上，會隨著時代見證人的離去而消散。可是我一直記得我曾在波蘭奧茲維辛集中營紀念館入口站了很久，看它上面銘刻著哲學家喬治‧桑塔耶那的一句話：「遺忘歷史的人，終將重蹈覆轍。」
所有我們對白色恐怖見證小說的檢視，最終都與「我們」對自身歷史的「認識」或「不認識」息息相關。正是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我作為後解嚴時代的青年人，檢視我們這代人所接受到的白色恐怖集體記憶，就顯得更為實際與迫切。無論六張犁上的見證者，他們的政治理想是無辜？是意外？是匱缺？是迷態？……最後我想起的都是陳映真〈山路〉中少女蔡千惠的那段話：「至於我，這失敗的一生，也該有個結束。但是，如果您還願意，請您一生都不要忘記，當年在那一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的少女。」那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大家都一起不要忘記。
黃長玲：
舒雯提到「匱缺」，我想人在威權體制下，會像是活在迷霧裡頭，很多東西是看不清楚的。上述的文學作品，對逮捕、審訊非常隱晦，在臺灣威權統治下，社會主義是一種禁忌，但當年事實上很多人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在文學的表現上，會強調特別和藹、愛護、友善、溫柔的長輩，從工農底層階級角度來說，有一個權威者或較高階級的人對其和藹可親，背後透露的都是社會主義的原型─平等主義的理想。舒雯提到的作品，都是威權體制之下的文學創作，所以當講到關鍵點的時候，是不能講下去的。因為任何文學作品，若要正面頌揚社會主義、或去擁抱社會主義的理想，那麼過去的反共體制之下，是不可能出版的，會變成禁書。接下來我們請胡家瑜來分享她對於白色恐怖空間記憶的看法。
胡家瑜：
我對白色恐怖的認知與了解非常淺薄，所以很樂意參加這次六張犁的活動，來學習這段歷史。我今天從人類學跟博物館學的角度來談談，社會記憶和它呈現的場域，其中空間扮演什麼角色。對於白色恐怖時代，已經有一些不同的研究成果出來。今天我們可以想想，空間如何做為保存訊息和延續記憶的管道，透過空間的保存與展示，如何對社會共識發揮更大的作用。
此外，六張犁空間的特色與傷痛歷史有關。傷痛的歷史該如何作為社會記憶的焦點，也是需要思考的，因為大部分人傾向於遺忘傷痛，故有些心理機制會自動遺忘恐懼、難過或痛苦，而不願去面對它。因此，傷痛歷史如何成為社會共同記憶的事情，是需要討論的議題。再來，六張犁是一個墓地，墓地應該怎麼展示和呈現，要傳遞哪些訊息？為什麼用這個墓地、要如何用、透過哪些東西來呈現背後重要的訊息？這些都是今天討論的重點。
我們將六張犁墓地作為一個公開呈現的地方，其實就有展示的概念在裡面。展示有幾個特性：一、是公開與大眾溝通的場域；二、是詮釋的管道；三、是可以讓多重感官運作和行動的空間。基本上，展示都是經過選擇和組合的結果。六張犁的範圍如何設定？要傳遞的重要訊息是什麼？哪些既有研究成果要被呈現？傷痛歷史的背後，可能包括複雜的受難經驗、政治理想與社會意識；但我們希望與大眾溝通的最重要訊息，或真正要讓社會記得的，可能是我們不應該容忍集權，這是大家需
要知道的傷痛根源。如果傷痛歷史表達出來的最重要訊息是「不能讓歷史重演」，那就一定要在各種公開空間，透過不同的角度和要素反覆呈現這個訊息，希望大家來這裡都接收到「歷史不能重演」的訊息，並且不斷傳遞。
當然，如同大家前面提到，傷痛歷史的背後有許多不同立場的解釋說法。那麼要如何處理其中的矛盾、衝突跟差異，如何討論與表達，這也是展示作為一種詮釋途徑時必須面對和運用的。由於歷史詮釋一定有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空間是有包容性的，可以讓差異並陳。其實所有的展示呈現都是空間性的，不過六張犁是一個已經既有的現場空間，而非新規劃設計的空間。如果今天要蓋一個博物館，那就需要新的空間，跟這個情況就不一樣。
從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的角度來說記憶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銘刻式記憶，這是我們通常說的記憶；另一種是融合式記憶，是由身體感官經驗跟行動所造成的記憶，也可以說是體感的記憶。台灣的學習一般強調銘刻式記憶，寫出什麼你就記得什麼。我自己對白色恐怖沒有這麼多的知識與訊息，因為我們沒有太多給大家看的書，也沒有什麼銘刻的記憶。
六張犁墓地空間，其實是一個可以產生體感或融合記憶的地方，靠你自己去行走，各種感官的訊息會從環境、場景、或墳墓，產生銘刻記憶之外的身體融合的印象，那是一種深刻記憶。這樣的記憶，帶起來的不只是知識訊息，還有情感的訊息。銘刻的記憶常常是知識性的訊息，告訴你什麼時候發生過什麼事情；可是融合式記憶，其實有許多情緒和感官記憶，而情感的學習一直是台灣非常欠缺的。譬如我們該如何面對恐懼？這些很少在學校教，但透過在這個空間中行動可以讓大家學習；例如，對於死亡和墓地的恐懼，該如何去面對？
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甚至是其他威權時代的事件，在感情教育層面有不少訊息可以傳達。例如，當我們面臨集體恐懼的時候，社會是什麼狀況？白色恐怖不單只是威權政府的問題，還有集體恐懼人民的問題。這些集體恐懼的人民，從來沒有機會處理當時經歷恐懼的情緒。我想透過六張犁這個空間，可以讓大家來思考和面對。因為當時有人可能知道誰被密報了，可是他不敢講；甚至有的是因為恐懼而去密報，這些東西從來沒有被處理，大家都把它壓抑了。這是我們在談社會記憶的時候，空間做為記憶機制，它有不一樣的可能性，相對於文字或口語，空間的記憶可以利用感官連結起感情和其他訊息。
傷痛的歷史或空間，大概都會跟戰爭、屠殺、衝突、災害有關，都跟生命和自由的剝奪是連結的，所以經常帶有恐怖的印象，我們下意識地會不想要面對。但人之所以為人，因為我們是有更高社會理想和未來延續意識的生物，原本不願意面對的恐怖，在遺忘跟不能遺忘之間，我們要記得對未來社會延續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
六張犁是一個歷史現場，是歷史事件留存下來的空間，因為過去的作為而形成的，所以是跟時間連結起來的。它的情境、脈絡、氛圍，是原本時空塑造出來，不是展示者特定製作的。所以，六張犁作為一個展示場域，先天有特殊的條件。只是要轉換成為大家能走進去的空間，喚起大家跟它的連結感，並透過情感的波動而進一步去了解背後的訊息與學習。我覺得基本上不用太多改變，但需要有一個空間範圍和呈現目標的設定；譬如說哪些墓區的空間可以呈現？現場應該設置什麼東西？用什麼角度或方法來傳遞哪些訊息？運用哪些導覽詮釋？或透過現場哪些設施的調整、增加或減少，讓知識與情感的訊息更被強調。
投影片中可以看見德國慕尼黑的集中營現場，他們沒有運用太多的東西，非常簡潔而有力地呈現空間中的蒼涼或肅殺，只用了一些激起感官效果的象徵物件，凸顯不自由的狀態。另外像是波蘭的集中營現場，看起來是維持過去原貌，但卻經過很好的展示處理，挑選出要傳達的重要訊息，減少不需要的東西，盡量強化傳達主要訊息。另外，如五、六年前蓋好的柏林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碑，是在可以行走的大範圍公共空間中，安置數千個不同大小的水泥方塊，呈現出超越文字和口語的凝重感。原則上，展示空間中帶給大眾強烈感受的第一個訊息，一定是最簡單的，也是記憶最深刻的；它主要透過視覺和身體感官知覺來傳達。即使像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大屠殺博物館，它並不是歷史事件的原址，但大量複製再現原來集中營的意象；展示運用的文字訊息不多，主要是空間的；裡面走動的人接收到的情感訊息可能強過知識訊息，但後來經常因為情感而再自發地去研究背後的議題；另外，展場的末端空間，運用兒童向受難者致意的繪畫，呈現出未來的希望。我想六張犁的空間也有這樣的需要，傷痛的展示最後需要一個情感昇華的空間，讓大家看到未來的希望─因為過去的傷痛而產生的反省和期待，是未來希望的根源。
最後，六張犁是墓區，如何公開呈現，有心理性和物理性的環境需要處理。墓地這樣的空間，對不同國家或文化而言，各有不同意義。漢人墓地的展示很難處理，因為我們的文化一直強調墓地不吉利，一般人平時不願意接近墓地，走進墓地的人也經常擔心會有負面影響，這些心理因素是將墓地轉化為公開呈現空間時需要考慮的。另外，像歐美的公墓，本來就是讓人去參觀的，原本有很好的步道規劃；可是台灣的墓地並沒有這種考慮，除了家族掃墓，很少人去墓地，經常沒有步道。目前六張犁的空間，基本工作如除草、挖掘被掩埋的墓碑等已經做了，後面並不需要增加太多新的建設去破懷壞歷史現場，但是需要有安全的行走步道和呈現場域的基本規劃。在步道的末端和行走結束時，最好有一個地方能過透過一些設計，讓大家沈思、反省、表達想法或希望受難者安息；例如獻花、獻金、結布條等，在這裡可以將情感昇華。做為特殊的傷痛歷史現址，六張犁可以成為另一種建立體感式記憶的空間，更是大家可以思考未來和在行動中學習的場域。
現場問答
Q1：每年二二八政府都會出來講話、辦活動，像我父母、許多人都覺得政府該做的
都做完了，請問張教授覺得是這樣嗎？時至今日我們還有什麼該做的？
張則周：
歷史是很殘酷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我今天能坐在這裡，是很幸運的。因為前兩週我發生車禍，萬一沒有意識，今天就不能來了。歷史故意的遺忘也是很殘酷的，我們不應該把過去重要的事遺忘，因為我們能從過去的歷史中提煉出很多智慧，做為今後我們要走的路的參考，使我們過去的錯誤不再重演！可是我們現在的教育不是這樣的，教育基本上是控制在政府手裡，它願意讓你知道什麼，教科書就寫什麼、媒體就出現什麼。剛才這位朋友所說「許多人都覺得政府該做的都做完了」，這就是政府所樂見的，也表示政府掩蓋事實及誤導民眾的成功！實際上，政府除了補償外，對加害者的追訴與真象的公佈什麼都沒做。所以我們作為公民、學生，老師，是有責任追縱及揭發政府掩蓋事實的真象。
今天我如果不是能從牢中出來、出來後又能繼續讀書，健康還可以的話，我不可能在大學授課。我既然有這樣的機會，我就應該負起對歷史及社會的責任。我目前所做的三件事，第一，我在台大開課，希望台大的學生能知道自己受國家、納稅人的供養，應負有社會責任。第二，我在社區大學作主任，主要以知識解放，塑造公民社會為理念，希望公民能成為國家的主人。第三，希望能跟NGO的進步分子結合起來，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希望過去侵害人權的悲慘歷史不再重演。
黃長玲：
我補充回答，一般在談轉型正義，或是過去歷史的傷痛，民主國家要同時處理很多事，包括補償、真相理解、檔案整理、加害者追訴、下一代的教育責任。台灣一般人都覺得這好像已經處理過了，原因是在補償，好像我們已經補償了，這件事情是不是就該結束了？但其實最重要的、最艱鉅的、最浩大的，且跟這個整個國家社會發展有很深遠的關係，其實是對於真相的理解。
簡單說，今天我補償你，到底是為什麼、你做了什麼、我做了什麼所以我要補償？國家的補償，代表的是所有人民的補償，那到底為什麼要補償，理由為何。我們不能夠說，反正我已經補償你就不要再說了，你會覺得好像話還沒講清楚，就被打發走了。「已經處理」跟「真的處理」意思到底是什麼？例如整理房間，你的整理跟媽媽的整理不同；寫作業，你的寫完跟老師的寫完是不同的，差別很大。這個也是我們台灣在追尋真相、轉型正義推動的工作上，所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因為太多人都這樣覺得。我們可以追問的是，這麼多人的生命、自由、青春，是只補償就可以的嗎？
Q2：
我想問湯學姐，你說在文學當中我們要能看到背後的故事，但我們不是研究這方面的人，就會讀不懂，即便有興趣，那該如何解決這問題？ Q：我想問湯小姐，為什麼作者會採取這樣的書寫策略？
Q3：我想問的是歷史呈現的問題，歷史敘事中可能有各種觀點，該如何將不同理念史料整合，有可能做出單一的註腳嗎？
Q4：想請湯小姐多說些，關於無辜跟意外的敘事。
湯舒雯：
「無辜」跟「意外」的原因，我論文裡曾套用「文化創傷理論」的架構去討論小說必須要回應的四個問題，來檢視他們是否有處理：第一，到底「白色恐怖」的「性質」是什麼？；第二，受害者是誰？；第三，受害者與廣大的民眾有何關連？；第四，責任歸屬。我在第一個問題進行反覆的辯證，我覺得恰恰是因為這些小說家相當理解，當他說出這些人並不是冤假錯案、而是真有政治行動的時候，其中所存在的爭議，或許會讓民眾降低對這些受難者的同情。所以，或許透過無辜的、意外的敘事，那種每個人都可以帶入自身、而去想像得到的荒謬情境，才可能召喚出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時，正如黃老師所提到的，這些見證小說也展露了壓迫之下的寫作技藝。在解嚴前後發表的見證小說，多半只能透過這樣的書寫，來刺探政府與大眾的接受度。
也因此，我認為，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藝術家不放棄去「說一個新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能永遠依賴這些倖存者來說故事，應該要讓白色恐怖時代未完結的當代意義持續被看見。當然，說一個新的故事，考驗的不只是作家，也會考驗讀者。作為讀者，當你讀不懂時，也請不要放棄。去補充對這段歷史的知識、去培養耐性，反覆讀下去一定會有不同的發現，把那當成我們應該做的事。同時，作為年輕人，去影響你身邊的人，讓他們也來關心這些事情。例如在臉書寫下這場座談感想，或去六張犁走走。然後帶著朋友再去一次。像這樣的影響雖然微小，卻很可能是最實際、也最有效果的。
胡家瑜：
每一個歷史事件都可以有不同的詮釋角度，歷史呈現沒有標準答案，而是要讓不同的立場可以被人看見。像人權這種跟人的生命、財產、尊嚴和自由有關的議題，背後有更崇高的東西，應該要抓出來作為最重要的呈現目的與宗旨。像剛才提到集中營的歷史現場，不一定有很多細節描述或敘事，可是門口呈現最重要的幾個大字：「不讓歷史重演」，立刻可以讓觀眾抓到關鍵訊息─不讓屠殺、極權、集體恐懼給控制的歷史重演。空間能夠呈現的、敘事的東西比我們講的還多，所以有的時候，需要留白給歷史空間，讓它自己說話，不見得要人來解釋太多細節和瑣碎的事情。
同樣地，像是集體恐懼除魅的事情，也需要放到我們日常的生活空間中呈現，越自然地在身邊的生活空間出現，越容易傳遞基本而關鍵的訊息給大家，讓大家感受到。白色恐怖的除魅，在台灣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尤其是藉由博物館公開展覽或不同生活空間中的呈現。德國人有很強的反省能力，因為整個城市都非常強調當時的恐怖空間，每個走進城市的人，都會再一次記得過去發生的事情，不可能被遺忘，因為它們還存在你的生活當中。我們的集體恐懼一直壓抑而沒有處理，博物館或其他日常空間也很少有呈現的管道。
這些年看了許多地方，最讓我感動的展示，主要都跟人權議題有關，因為它讓你去思考，身為人該如何面對與你意見或想法不同的同伴，這些東西在一般學校教育是很難教的，但在空間中的展示呈現是可以做到讓你感同身受，可以透過設計和場景，讓你感覺進入一個重新再現的現場，你當下要思考是否舉報這個人？舉報與否會造成什麼不同結果。把你丟進場景，你才會真的想我怎麼辦？才可能真正深刻思考和反省。這種公開再現的管道一直沒有很好的被開發，因此大部分人都覺得這段過去與我無關。事實上，把我們放進場景中，我們就會知道，這些事情不見得與我們無關，極權的恐怖可能還是會來臨，來臨的時候我們會面臨什麼？如何處理？這些都是應該思考的。
黃長玲：
剛才有人提到歷史詮釋的問題，若作為教材該如何書寫，有無確定的觀點。這段歷史，在六張犁有紀念碑，北京也有。這裡頭我們要追問的，是我們究竟要紀念什麼？是紀念對特定的黨派、對國家的忠誠，還是在紀念這些人想要去追尋的價值、渴望活在一個較為良善公義的社會的不可能、未能實現？我們可以看到左右翼從十九世紀開始鬥爭，二十世紀可看到左翼政權的殘酷、右翼政權的殘酷，也有資本主義體制底下的殘酷、社會主義體制的殘酷。這些殘酷的背後有一個共同事情，就是剝奪了人的自由、剝奪了人的生命、剝奪了人的尊嚴。而所有抵抗這些政權的人，不管從哪個角度來抵抗，其實是渴望活在一個較為良善、較為公義的社會。從「真相與和解」的角度來說，似乎很容易讓人覺得會跟黨派政治連結在一起。但如果回到價值的層面來說，可以去想，任何黨派實踐或違反某些價值，很可能變成是歷史書寫裡，非常重要的一個標準。對於歷史的真相不明與有更多的東西須被理解的情況下，這些書寫還是重要的，有各種不同的可能與詮釋。我們與歷史政治的連結到底是什麼，需要持續邀請每個世代的人，進入對話與這段記憶當中。我常講，法國大革命已經過兩百多年了，法國人到現在還在書寫相關的種種。歷史與我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在台灣卻常把歷史看成好簡單好輕易，但這幽靈的除魅並沒有這麼容易的，如果把歷史看得如此簡單而輕易下結論，反而會形成當代政治生活、公共生活當中的貧乏。今天感謝大家的參與跟四位主講人，活動就到這裡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