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州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不平靜的過去
7月的夜晚，東京沒有比靖國神社更宜人的地方了。走過兩旁種滿銀杏樹的大道，一路蟬聲低鳴，不絕於耳，來到樹木掩映、由深色的柏樹梁木搭建而成的雄偉神門。拜殿前，繡有菊花紋飾的白幔撩人地隨風搖曳。道路兩旁燈籠高掛，身著浴衣的人群熙來攘往，沉浸在節日氛圍中。人們擡著供有一方神靈的神轎，歡快地喊著號子。
靖國神社的御靈祭在8月15日到達高潮，這是日本二戰戰敗紀念日。隨著這一天的臨近，通往神社的道路邊擺滿了攤檔，喧鬧狂歡如倫敦昔年的巴塞羅繆節大集市（Bartholomew Fair）。但並非每個人都如此快樂，也有一些陰鬱的人們，包括日本為數不多的倖存老兵及其家屬，在這裏悼念亡友。黑幫分子穿著貼身西裝，趾高氣昂；軍事狂熱分子佩著軍刀或穿著神風隊的飛行服，昂首闊步。有人在示威抗議，許多是上了年紀的老人，而警察將他們維持在原地。
這裏還有亡魂。沒有他們，靖國神社就毫無意義。神社供奉的是為保衛天皇而戰死者的靈魂，他們被尊為kami，這個詞大致可譯為“神靈”，雖然並不完全達意。神社建於1869年，即開啟日本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的第二年，莊嚴的儀式和大眾娛樂從一開始起就相合相契，這讓來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們驚訝不已。最初的大祭儀式伴隨著煙火、炮聲和相撲。
最初，這裏供奉的神是明治維新時代內戰中為天皇一方而戰的陣亡者。隨著日本占領臺灣（1895）、朝鮮（1910）、滿洲（1931）、中國東部沿海（1937）和東南亞（1941），所供奉的神靈數量和祭典的規模也越來越大。現在共有2,466,532名帝國保衛者被列入《靈璽簿》。他們全體被視為天皇的神盾。
根據神社的信條，所有亡靈都是平等的。但對全世界而言並非如此。一個民族要紀念其戰爭死難者，沒人會反對，即便他們是出於惡因而戰。但在1978年，靖國神社的宮司們悄悄地開始供奉14位政治軍事領袖，包括戰時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大將，他因計劃並發動了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軍事侵略戰爭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有罪。這14人有的被日本的新領主美國處決，有的死在獄中。對許多人而言，包括很多日本人在內，將神聖榮譽授予這些人實在出格。數百萬人為之獻身的裕仁天皇不再參拜靖國神社；現任天皇明仁延續了這一做法。但是保守的民族主義政客卻越來越多地參拜神社，包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這招致全球許多國家的告誡，也激起了中國和韓國的憤怒。
還有些亡靈引人矚目，他們沒那麽臭名昭著，但更辛酸淒涼。其中之一是李思炫，他的故鄉是今天的首爾，但在1910年到1945年間被稱作京城，是朝鮮日治時期的首都。在李思炫成長的20世紀30年代，他故鄉的大部分城墻和宮殿都已被夷為平地，剩下的斷垣殘瓦只是為了讓日本觀光團足以感受到一些異國風情（朝鮮妓院也在遊覽路線上）。總督府的巨大穹頂占據了城市正中。為慶祝1940年第一代日本天皇登基2600周年（這純屬虛構）紀念而建的皇國民誓塔內，存放了140萬朝鮮學生寫下的效忠日本天皇的誓言。
李思炫的女兒李熙子生於1943年，當時日本已日薄西山。美國人正不斷攻占日據太平洋島嶼，節節進逼。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始於1937年，本以為可以速戰速決，結果遭到苦行堅韌的基督徒蔣介石委員長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的抵抗，發展成大規模的長期戰爭。為了滿足戰爭需求，朝鮮及其北方日據的滿洲被剝削殆盡，資源和人民被洗劫一空。幾千名朝鮮婦女被誘拐為軍妓；幾十萬男子被迫到礦場和工地做苦工，地點主要在日本。自1944年起許多人被強徵入伍，李思炫成為其中一員。1945年6月，就在戰爭結束前幾週，他在中國南部的廣東陣亡。
他的女兒如今已72歲高齡。就像東亞所有古稀老人一樣，她經歷的時代可謂波詭雲譎。一如中國，李熙子的祖國也深受內戰創傷，一分為二；後來又和日本、臺灣以及再往後的中國一樣，經歷了經濟騰飛，面貌煥然一新。人口翻了三倍，GDP翻了50倍。韓國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民主國家。身處這滄桑巨變的歷史盡頭，回望戰爭似乎已很遙遠——在歐美，情況確實大體如此。然而在東亞，無論是在宏觀還是微觀意義上，無論是小到個人的生活細節還是大到國家間的外交關系，70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依然塑造著人們的世界觀，左右著該地區的政治，也讓亡靈難以安息。
1959年，李思炫的亡靈悄無聲息地被供奉進靖國神社。他為天皇而戰死，因而成為了一名神聖的天皇護佑者。1996年，他的女兒發現此事，堅決要求將父親的姓名和神位從靖國神社中移出。“我不是一名活動分子或學者，”她說道，“我只是我從未見過面的父親的女兒。所以我認為我對他有一份責任：把他從靖國神社帶回家。”她始終認為，父親的棲身之地應該是首爾南部的天安，那裏有史稱“三一運動”的烈士紀念館。1919年的那場運動中，數百萬韓國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成千上萬的抗議者被血腥鎮壓，更多人則被關進了京城臭名昭著的西大門刑務所。
事實證明，在日本為亡靈搬家絕非易事。靖國神社的宮司們雖禮敬有加，但態度堅決。一旦亡魂被奉為神靈，無論如何都不能退出。李熙子求助於當地政府，官員們卻告訴她，將她父親的神位供奉於此，乃是對帝國士兵一視同仁的明證。然而李熙子強調，日本政府從未像對本國陣亡士兵那樣，嘗試找尋她父親的遺體。
李熙子和其他急於把家人的神位從靖國神社移出的人一起，包括一些日本人在內，求助於法院，結果也不樂觀。最新一批訴訟中，尋求從神社移出的名字中包括一位年長的原告，他被列為陣亡顯然是誇大其詞。但是即便還活著，看來也無法從靈璽簿中除名。顯然，就算只是問上一問也是失禮。東京高院最近的一項判決稱，原告們應當“包容他人的宗教自由”。
李熙子問道，為什麽日本當局不能理解像她這種家庭所蒙受的屈辱？而這種屈辱本來很容易糾正。多位日本首相都曾為該國的侵略行為道歉，日本政府也承認自己在妓院裡奴役婦女實屬有罪。而且日本人同樣明白人民被掠是什麽感覺：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一些日本人被綁架到北韓，為殘暴政權充當翻譯和間諜。十多年前，安倍正是因為在此事件上直面北韓才成就了其政治聲譽。每一天安倍都系上一條藍色絲帶，提醒自己記住那些受害者。李熙子問，難道安倍看不到她的父親也是被綁架的嗎？
但是，從來沒有名字被從靖國神社中移出。
（資料來源：Essay:亞州與第二次世界大戰，The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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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zh_TW/asia-second-world-war-gh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