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共產情治機關資料不可盡信

資料來源：本會綜合外電報導

東歐前共產國家陸續清算公布前情治機關特務或通敵者(collaborators)名單，但依據的基礎往往是情治機關本身的檔案或名冊。這些資料的真實性若沒有經過確實的查證，很可能誤傷無辜。

斯洛伐克最近即面臨類似的爭議。今年稍早，雜誌「斯洛伐克觀察家」（Slovak Spectator）發表了媒體界充斥著前共黨特務或告密者的專題，「觀察家」認為要清查目前約三百名在平面或電子媒體位居要津者，甚至是媒體經營者其實不難，只要檢視「國家記憶研究所」（Nation’s Memory Institute）的檔案即可。內文直接點名多位發行人或記者，曾在1980年代為秘密警察提供情報，以換取旅行的便利或其他好處。雜誌還引用首相費可(Robert Fico)的話來證實此現象的普遍性：「斯洛伐克的媒體老闆幾乎全部都是前秘密警察StB的特務，看來道貌岸然的Plus 7週刊老闆就是個好例子」。

不過雜誌同時提醒讀者，要做出這樣的指控必須格外謹慎，因為有些名列檔案上的告密者可能根本從未提供情報，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列在StB的檔案上。也有些人是遭到脅迫才與之合作。甚至有些指控純屬無稽。

像Plus 7週刊就對費可的言論大為不滿。根據資料，雜誌發行人與一名員工在檔案上被註明為「可作為告密者的人選」與「親信」（confidants）。但根據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憲法法院的裁決，這兩種人可以不被歸納進與秘密警察合作的範疇之中。只有在檔案中被列為特務、告密者等，才會被認定是積極的通敵者。Plus 7週刊認為，以費可從政資歷之深厚，以及對相關法律的理解，會做出這樣的指控絕非偶然，因此已經決定對他提告。

另外，當費可把矛頭指向媒體時，他領導的班底也必須受到檢視，在1989共黨倒台前即是黨員的費可，毫無疑問的也曾與情治單位有密切的合作關係。除了他本身之外，媒體更披露，包括他任用的部長級官員與多名顧問，都從1970年代即以化名為情治單位提供情報。雜誌的評論是，這些前告密者在首相的小圈圈裡安穩得很，一點也不覺得受到威脅。

無獨有偶，波蘭前情報頭子基茨澤克將軍（Czeslaw Kiszczak）最近也在法庭上坦承，許多針對通敵者的指控，其實都是秘密警察製造出來的。例如他承認曾下令在被控通敵者家中或辦公室放入竊聽器，還把狀況布置成是經過當事人同意而為。

基茨澤克在1981-83年領導波蘭共黨的秘密警察（SB），他目前因為參與1981年發佈戒嚴令而受審中。他在法庭上為那些被冤枉為通敵者的受害人道歉。其中一位受害人是波蘭共黨倒台後，首任政府發言人Malgorzata Niezabitowska女士，她當時被指控曾以Nowak為化名為秘密警察服務，她後來遭到免職。她即是被秘密放置竊聽器的受害者。基茨澤克的陳述讓人們更理解秘密警察是怎麼運作的。在波蘭，被指控為共黨通敵者的話，很可能從此與公職生活絕緣，因此外界一直希望查證應該更為嚴謹，而非只依靠官方檔案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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