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一頁轉型正義備忘錄

資料來源：天下獨立評論

就在南非前憲法法院大法官奧比‧薩克斯應「雷震民主人權紀念講座」邀請，即將訪台發表系列演說前夕，傳來了舉世敬重的南非前總統，該國反種族隔離領袖曼德拉去世的消息。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轉型正義是貫穿新聞熱潮與薩克斯（他因白人特務的炸彈攻擊失去右臂）演說的關鍵字之一。有人可能好奇，台灣民主轉型的成就難道不比南非進步嗎？時至今日，聆聽薩克斯、閱讀南非轉型經驗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試著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或可先簡單介紹南非轉型正義的特色，其中最為人熟知者，當屬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運作。在上個世紀九零年代以前，一般國家在民主化後處理內戰或威權歷史時，以司法追訴加害者，或者集體遺忘創傷歷史，是兩種常見的極端。但二十年後，循非司法途徑處理歷史創傷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卻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至2010年為止，已有超過40個名稱殊異但可被泛稱的真相委員會出現在亞洲、非洲、美洲甚至歐洲土地上。這股政策模倣傚應的重要典範，即是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因種族隔離結束之際，黑人反對黨派與白人精英談判妥協的產物。

在討論轉型正義時，有人會認為把獨裁者、加害體系成員全部送上法庭，最符合人們對「正義」的想像。但研究各國經驗會發現，一個國家決定處理歷史創傷的手段，深受其民主轉型的方式與權力結構的影響。試想轉型之初，若在新生民主尚未穩固之際，即大規模起訴或懲罰加害者，很可能招致前政權精英的反撲，甚至自始抵制民主轉型，加深社會原有的裂痕。但該如何建立新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彰顯對民主與法治的重視，並疏導受害者的報復衝動？當大規模的審判與毫無區別的全面特赦，都不符新政局所需時，真相委員會應運而生。

但若以為在這樣的結構條件限制下，成立真相委員會只是新南非無可避免的選擇，那就忽略了曼德拉堅持追求國家團結與社會和解的理念之重要性。他以因「叛國罪」而入獄近30年的道德權威，整合黨內激進派的紛雜意見；他的智慧還展現在挑選素孚眾望，卻未直接參與非洲國民議會(ANC)反抗運動的屠圖主教作為委員會主席，這能平衡白人疑慮，避免委員會被貼上ANC的復仇工具之標籤。正是這個堅持使得南非在轉型期並未如外界預料的，走上種族衝突的悲劇。

在和解及寬恕的基調下，秉持著南非傳統精神ubuntu（強調人類的互相依賴）的委員會開始了收集受害者證詞、受理審查特赦與研議補償方案等工作。屠圖在如今已成經典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一書中，記錄了許多撼動人心的場面，例如警察為爭取特赦而披露的殘酷凌虐細節，讓人不免懷疑人性邪惡的底線；但若沒有以特赦作為誘因，許多家屬永遠將不知道失蹤者的下落，真相隨著屍體被毀、檔案亡佚而永無揭露之日。此外，好些家屬出人意料地在聽證會上表達對兇手的原諒，也展現出人類精神的崇高與良善。委員會讓受害者有機會直抒胸臆，過去遭到壓抑的受迫害記憶，透過全國媒體的長期轉播，脫離禁忌成為公共記憶的一部分，這些被展現為高度個人化與細節的創傷，使受害者不只是抽象的數字或概念，白人無法繼續否認或假裝不知道恐怖歷史的存在。

此外，在強調修複式正義精神的南非模式中，也並未完全犧牲正義或責任追究。申請特赦遭拒或並未提出申請者，仍可能面對被起訴或民事求償的後果。南非的特赦是有條件的：加害者必須個別提出申請，完整揭露作為，這些罪行必須出於政治動機，並非挾怨報復等私人理由。在向委員會提出的七千多件申請案中，最終只有一千一百人得到完全特赦，一百多人則被部分減刑。

這些過程與結果，被詳細記錄在1998年委員會提交近3500頁的「總結報告」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運作過程中，有批評者指出，公聽會模式使少數高知名度的案件成為焦點，容易讓人們淹沒在人權侵害的細節中，從而忽略了種族隔離的體制性特色。總結報告以一冊的篇幅記錄製度聽證會的結果，描繪了南非國民黨統治如何貫穿社會各個部門，從而能夠建立體系性且長期穩定的統治，被委員會譴責的部門包括司法體系、教會（尤其是白人教會）、企業（尤其是礦業公司）媒體與軍方等，報告批評他們即便宣稱從未「直接參與」種族隔離的人權侵害，但實質上共同支撐起種族隔離體制，享盡制度帶來的利益，對南非國民黨暴行噤聲甚至共謀。

儘管隨著交出總結報告後，委員會已經結束運作，但相關工作並未因此畫上句點，特赦審查、補償方案的執行仍持續了幾年。對其成就與限制的學術研究或爭議迄今持續累積，在當代方興未艾的轉型正義研究中，南非無疑是無法迴避的參照對象。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對於「為什麼要讀經典」的闡述，或能帶來些啟發。對他來說，經典是這樣的一些書：經典從不說盡一切、經典帶著其所承載的文化、語言、習俗軌跡而來、經典幫助讀者在定義與它的關係中確認自身，即便你並不完全贊同內容。

或許，我們也可以抱持對台灣的歷史關懷，這樣閱讀南非案例：曾經以為自己將永享特權的白人加害者，得面對全國交代血腥犯行，並承受親友異樣眼光，或許能讓人想起台灣迄今對白色恐怖加害體制所知太少、遑論集體反省；當讀到公聽會上受害者表達永不原諒兇手的憤恨時，或會思考，本地常見要求受害者放下一切往前看的呼籲是否過於輕易，深思真相是否必然帶來和解；而展讀逼近百萬字的總結報告時，關心本地歷史者大概也很難不感嘆，檔案局內超過兩百萬頁的政治案件檔案，不知官方何時能負起整理與研究分析的責任。

民主轉型條件及社會脈絡的不同，固然使得台灣難以也無需直接複製他國面對歷史的模式。然而，或許曼德拉去世的新聞熱潮，或薩克斯前大法官的演講，能提醒我們想想，曾在歷史路徑上有過什麼選擇、錯過哪些機會？成就了什麼，又失去什麼？以此持續的反思與轉化實踐成為社會不斷前進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