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真相與小真相：吳乃德沒說清楚的問題

陳宜中｜中國時報 2007/02/25

報載吳乃德教授準備籌設「民間真相和解委員會」，希望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進行更細部的調查研究，以作為台灣民主與人權教育的一環。所謂「以史為鑑，面向未來」，這項工作誠值得高度肯定──只要它能避免淪為民進黨炒作族群仇恨的幫兇。

在七一五親綠學者的推波助瀾下，「轉型正義」儼然已成為台灣政壇的最新流行名詞。但談之者眾知之者少，能說明何謂「轉型正義」並予其適切定位者，實在少得可憐。正因為民進黨不改其本色，利用「轉型正義」不斷操弄族群、佔據清算位置、進行政治惡鬥，所以我們更必須追問：親綠學者願與民進黨的仇恨與清算政治劃清界線嗎？對此，吳乃德教授說清楚了嗎？

究其實質，轉型正義從來就不是什麼高深的概念。我們不難理解，許多現下的政治與道德爭議，都與過去發生的不正義有關。正因為歷史上的不正義，往往是今日許多怨懟、衝突與仇恨的來源，所以，為了社會的進步與和解，為了公義的伸張，我們理應有效地面對、處理這些歷史包袱。畢竟，一個無法從歷史中汲取共同的、進步的教訓，而老是糾纏於過去恩怨的社會人群，是不太可能走出更美好未來的。

我們知道，威權時代所發生的種種不正義，往往既是民主運動的重要推手，同時也對新興民主構成了某種詛咒。因此，如何「超克」威權時代的歷史遺留，幾乎是所有新興民主都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但，這說來容易，卻做來不易。轉型正義若處理不好，非但趨近不了「超克威權，深化民主」與「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等目標，反而害了、斷了新興民主的生機。說要抓鬼的人，最先被鬼抓去，這類情況並不陌生。

因此，我們必須向吳乃德教授與七一五親綠學者，提出兩個關於「大真相」的問題，還有一個關於「大和解」的問題。

其一，二二八的「大真相」是什麼？民進黨不斷地把二二八事件，炒作成是「外省人對本省人」或「中國人對台灣人」的族群殺戮，但這符合歷史真相嗎？吳乃德教授沒說清楚的「大真相」是：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根本就不是族群殺戮，而是在日本殖民戰爭、大東亞戰爭、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的戰爭脈絡下，發生於台灣人民身上的歷史悲劇。日本對台灣的戰爭剝削、國府接收政權的貪污腐敗與官逼民反、以及國共內戰的急轉直下，其實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與歷史大真相。二二八，哪裡是炒作族群仇恨的民進黨所宣傳的族群殺戮？而這點，吳教授與親綠學者說清楚了嗎？

其二，白色恐怖的大真相是什麼？不就是「反共政權」對赤色份子及其同路人，對所謂的「中共同路人」（無論罪證是否確鑿），所遂行的大規模虐殺與政治迫害，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寒蟬效應嗎？要追查白色恐怖的大真相，我們沒有理由不歡迎，但這涉及美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五十年代的美國，是麥卡錫主義肆虐的白色恐怖時代，而老蔣政權不過是「美帝在東亞」的傀儡之一。但要釐清這個大真相，卻又直接牴觸了民進黨的冷戰心態，及其甘為美日附庸的不自主政策。莫非，這就是親綠朋友在白色恐怖問題上，避重就輕、見樹不見林的原因嗎？

其三，或許正因為親綠朋友不願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大真相」上，給個更明確說法，所以，他們才會強調「小真相」重於「大和解」。小真相是什麼？就是去追查威權時代第一線劊子手的虛無與濫權。但追查小真相，和更小的真相，在當下台灣能帶來和解嗎？有助於面向民主未來嗎？當然不。要大和解，就得說清楚大真相。不敢說清楚「大真相」的人，當然也就不敢談「大和解」。在客觀效果上，這種自我扭曲的立場，幾乎註定無法達成「超克威權，深化民主」與「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等「轉型正義」的終極目標，反倒不無可能淪為民進黨惡性族群政治的幫兇。

惡搞族群鬥爭，正是台灣民主的最大危機，正是台灣轉型正義的最大課題。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最大歷史教訓是：為了台灣人民共同的民主未來，請別再挑起戰爭，請別讓歷史悲劇重演，請別再冤冤相報。這點，提倡「轉型正義」的親綠朋友們，真看清楚了嗎？說清楚了嗎？

「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構想來自南非，但南非，是在英美強權保障白人土地與經濟特權的條件下，才得以民主轉型的。台灣的民主條件以及治安，皆遠優於南非。南非所無法獲致的「大真相」與「大和解」，在台灣都還是有可能的，但事在人為。

吳乃德教授沒說清楚的話，實在很有必要被說清楚。因為，那正是台灣民主向上提昇或向下沉淪的關鍵所在。 （作者為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族群平等聯盟成員、台社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