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對「白色恐怖」的恨轉為對土地的愛，他是第一個願意站出為自己發聲的大馬僑生

「我很恨，我都已經被他們弄得那麼慘，為什麼還要出來幫他們做事？ —— 陳欽生」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外役工作區的洗衣場旁有個投影，寫著白色恐怖時期，曾經收押在此的政治犯心聲。當年，陳欽生被關在景美牢房的1年多裡，幾乎不曾出來透氣走動，這樣自暴自棄的消極心理，一直延續到他被移送至綠島「綠洲山莊」監獄時期。孤島上，10幾個人共處一室的惡劣環境，終於讓長達3年不願意去做外役的陳欽生，在一次放封時中暑昏倒，此後被調派到圖書室去。

是什麼樣的恨，才能讓一個在監獄裡的人，放棄僅有的一點自由？

陳欽生，人稱生哥，來自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市， 1967年來台留學，就讀於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大三那年（1971）因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逮捕、遭受3個星期的酷刑刑求；後來案件不成立，他又被羅織「參與小學副校長在馬來西亞的共產黨組織」之罪名被判入獄，在綠島監獄待了12年。

後來，美新處爆炸案被定為懸案，小學副校長當然也不是共產黨員 —— 他只是剛好來到這個動盪的國度求學，卻被捲入那個時代的白色恐怖，被設計入獄、被關押、被灌辣椒水、指甲被針刺⋯⋯那些無辜受苦的每時每刻，他都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被抓？然而，卅年過去了，陳欽生對於真相的渴求已然變成奢望 —— 所有刑求期間的文件紀錄，均已消失不見。

被捕的那年，台灣剛退出聯合國，美援中斷，台馬斷交 —— 他懷疑這些國際因素都是自己落難的原因。「否則我只是一個學生，什麼都沒有，他們為什麼要抓我？」如同所有大時代下的小人物，他的夢想因為政治時局毀於一旦，最後卻連一個理由或藉口都得不到。

再也沒有人會知道他當年被捕的真相，再沒有人能給他一個合理的交代。

清白的人出獄後，真的能重新開始？

他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83年3月2日，他已經33歲。台北仁教所[註1]的門口，面對自由的空氣，陳欽生反而迷茫了：身為一個舉目無親的外國人，身上沒有錢、沒有身分證，他今夜能落腳何處，今後該何去何從？

起初，他與獄中結識的難友一同創業，同時也到博愛路上的「更生保護會」辦理身份證。不料，短短三個月，公司便由於資源匱乏而倒閉，他只好離開朋友家，身份證卻還未有下文。家鄉在3千多公里之外，他沒有證件、無法找工作，沒錢租房子；又被台灣政府禁止離境，即便有錢也回不了家。種種因素使然，陳欽生只能開始流浪。「他們每個月會給我三千塊的補助，我到後來就不拿了。我只要他們趕快給我證件，我說我不是乞丐要來領補助的啊。」事情就這樣拖了三年。

第一次露宿街頭的畫面，陳欽生至今還能鉅細靡遺地述說。「第一天晚上，我睡在石椅下，那時是春天，我有去找紙箱墊著，還不會太冷。當天晚上我睡不著，心裡很心酸。一直在想天下之大，竟然沒有我容身之地。」後來，他陸續到過萬華區，火車站和艋舺公園一帶，認識了一些同樣露宿街頭的無家者，成為莫逆之交。30年前，訊息不流通的年代，他沒有任何獲取社福資訊的管道、不知道什麼是社會局，全靠資深的街友帶著他到餐廳後面的餿水桶解決三餐。「午餐過後，很多客人剩下的食物都會倒在裡面，雖然很混雜，但食物還是比較新鮮的、可吃的東西。」偶爾，他也會到受邀到難友家去吃飯、小住。

「其實流浪的日子，最難熬的不是肉體上的苦，身體還算能撐，最不能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苦。尤其是當時家人知道我已經出獄了，我媽一直說要來看我、問我為什麼不回家。我跟他們說我現在在打拼奮鬥，很苦，沒辦法接待妳們。我也有跟我哥說，你要幫我擋著媽，不要讓她來，因為我現在還在苦拼，真的沒辦法照顧她。」生哥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有過這段顛沛流離的日子。

生活漸趨穩定，離家20年遊子終於歸來

1986年5月，陳欽生終於取得身份證，也順利地在難友的介紹下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起租了房子。第一份工作是成衣貿易，他花了2、3個月瞭解了國際貿易的流程，從聯絡接洽、要樣品、到最後設計樣品，奠定了往後成為國貿業務的根基。

這期間，生哥與仁教所結識的一名工友常有聯繫。同樣喜歡下棋的他們在獄中就已是好朋友，流浪期間生哥也曾把部分行李寄放於其家中。每年過年過節，廚藝不錯的生哥都會在他們家住上10來天，幫忙烹煮年節菜餚。沒想到，這個朋友後來成了他的岳父。「我跟他們家人都相處的不錯。他有個女兒，小我16歲，當時在念五專，我經常會教她一些功課。但我當時生活都還不穩定，完全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這份隱約萌芽的情感，一直等到生哥工作穩定後才漸漸開花。
「我找到工作後的第二年，台灣解嚴，他們家想回去大陸探親，我就趁這個機會去辦了護照，除了帶他們一家到深圳以外，也申請到簽證回馬來西亞，所以隔年就帶了當時的女友一起回去。」

1967年赴台留學，再次歸國竟已是1988年。離家20年的遊子到家的那一刻，腦海一片空白。太多的故事無從說起，只能呼喚一句：「媽，我回來了。這是我的承諾，我做到了。」這是耗盡了少年最美好的青春歲月，才兌換來的承諾啊，難怪生哥篤定地道，「我相信，那時候大家擁抱，流下的是歡喜的淚水。」

入境馬來西亞海關時，還發生了一件小插曲。櫃檯前，陳欽生被海關人員攔了下來，過往的經歷讓他心頭一緊：「外面還有一大群等待接機的親戚，我當時在想，如果又被逮捕怎麼辦？」沒想到，他被到辦公室的時候，海關官員卻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以為我們想抓你，對嗎？」隨即他們又說：「我們知道你是誰，這是你的馬來西亞身份證和護照，你想拿走的話隨時可以拿走。」看著身邊的女友，陳欽生無法立刻做決定。「我總不能讓她自己回去，所以我就跟海關說：『我得先帶她回去，把我在台灣的事情處理以後再回來』」。就這樣，他再也沒有拿起大馬身份證，從此放棄了馬來西亞的國籍。

是什麼樣的情感牽絆，讓他遊歷了三、四十個國家，還願意留在這個曾經迫害過他的地方？

1988年，陳欽生與台灣太太結婚。「那時候我什麼都沒有，沒房沒車，她在我最苦的時候下嫁給我。」事業還未穩定的陳欽生，由於老闆支持，以及眾多友人的協助下，在師大附近的酒樓辦了簡單的婚禮，單是禮金就賺了20幾萬。這筆意外之財，讓他得以無憂無慮地帶著太太到東南亞蜜月旅行。婚後，他擔任電腦週邊的國際貿易業務經理，事業漸漸上軌道。

在台灣從無到有的奮鬥，過程中的每一個相遇、每一隻援手，都讓陳欽生惦記至今。無論是獄中結識的上百個難友、後來結識的街友、曾經的老闆，他幾乎都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在台灣的這些日子，台灣人對我真的是很不錯、大家都很善良。這是第一個我決定留下來的原因。我在這邊得到的，比所失去的多得多。」後來，生哥陸續幫助公司到海外設廠拓展業務，遊歷三、四十個國家。最後，他還是覺得台灣是個適合居住的地方。「只有在這裡，晚上10點以後走在街頭，我不會有恐懼感。」

留居台灣，也是生哥與家人共同的決定。「其實我的家人，包括我媽，都反對我留在馬來西亞。當時台灣的經濟已經漸上軌道、而馬來西亞的發展前景還不太好。很多跟我同期回去的朋友，要創辦公司都沒辦法拿到准證。而且我跟家鄉脫離那麼久了，回去東山再起也有困難。」留下來的理由，有愛情、有濃於血的友情、也有務實的前途考量。到後來，還多了一份回饋社會的使命感。

出獄後，陳欽生鮮少再對外談及被害的過往，全心投入事業，希望給家人衣食無缺的生活。這些年，常有人要求採訪他的故事，他都全數拒絕。一直到2009年，他退休的2年後，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林世煜教授多次來電約訪，生哥才第一次出來講故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答應採訪」。第一次受訪回家後，他失眠了一個禮拜。沒想到之後的日子，採訪就陸續有來，生哥才發現，原來故事講久了之後，內心的恐慌會越來越低。

如今，陳欽生是景美文化人權園區的英語翻譯及國外參訪團導覽員，用他英語教育背景的專長，為台灣的人權推動出一分力。這一切都不容易。白色恐怖受波及的外籍人士不只生哥一個，而能夠走出來說自己的故事、帶著我們穿梭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裡的，目前只有他而已。

對生哥來說，園區裡的一草一木都是他活生生的過去：曾經待過的押房、曾經與故人相逢的接見室、曾經聽見的腳鐐聲⋯⋯曾經給他希望，後來卻徒剩諷刺的「公正廉明」⋯⋯或許故事越講，心中的大石頭會越小，可它絕對不會消失不見。這些年，園區經過再三的整修後，變得愈發寬敞明亮，在生哥眼裡「已經少了當初那種可怕的氣氛」。但，站在當年的軍事法庭內，有些回憶仍然可以觸動心弦。「每次進到這裡講故事，我還是會緊張。」

我們跟著他走出法庭，朝著歷史的原點，越走越遠。園區牆垣上巨大、血紅的「公正廉明」依然聳立，如同生哥被捕那天一般，只是如今已經斑駁。

[註1] 土城仁教所：白色恐怖時期，違反戡亂檢肅匪諜條例或違反懲治叛亂條例而情節輕微的人，經依法審訊後送 交該所接受感化教育。陳欽生從綠島監獄獲釋後，在此被「思想改造」近兩年。

資料來源：葉蓬玲，將對「白色恐怖」的恨轉為對土地的愛，他是第一個願意站出為自己發聲的大馬僑生，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55859，2016/12/5。

原文：http://mpark.news/2016/11/24/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