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行走的樹》看白色恐怖中的人性
從《行走的樹》看白色恐怖中的人性｜作者：李禎祥
（本文曾分上下期，初次刊登於《新台灣》週刊636-7，2008/6）
在這幾年出版關於白色恐怖的著作中，季季的《行走的樹》（印刻，二○○六）是一本極佳的入門書。其實該書有相當深度，季季選擇亦散文、亦小說的特殊體例，使出小說家最拿手的時空剪裁技巧，謀篇佈局相當複雜；至於敘事的技巧、文字的精鍊更不在話下，所以它不是淺淺的書。它的獨特之處，是從人物和人性切入主題，直接突顯白色恐怖的「恐怖」特色，而不是從理念和案件談起，繞了一大圈還是不著邊際。所以白色恐怖入門，本書值得推薦。
本文重點不在書評，而是藉這本書來探討白色恐怖對人性的殘害。這本書最少呈現三個面向：一是執政當局對左派份子楊蔚的迫害，二是楊蔚對同志陳映真等人的出賣，三是楊蔚對妻子季季的傷害。楊蔚同時是受害者與加害者，特務加給他的恐怖，他也加給他的親友和同志。在那個不仁的時代，恐怖和驚懼像癌細胞增生蔓延，這場悲劇從一九五○年的一場政治案開始，要到二○○四年，楊蔚客死印尼才結束。
楊蔚，青島人，一九二七年左右生。抗戰時離鄉背井，冒九死一生的危險，從青島輾轉流亡到大後方。一九四六年入甘肅國立五中；隔年返鄉，考入青年軍二○八師，此後兩、三年在軍中服役。一九四九年二月，台灣省保警隊在上海招考，他考上後，可能在三月隨隊抵台，進警察學校受訓八個月，再分發到大甲警局工作，不久，一九五○年十二月被捕。
楊蔚的案件是「高晞生」案。將本書的描述（季季聽自楊蔚的口述）和檔案管理局的官方資料相比對，有正、有反、有合，還有更多疑點。筆者只能嘗試拼湊「可能的」案情如下：可能在上海時期或更早以前，楊蔚加入共黨；來台後，在警察學校認識同是山東人的高晞生（即本書的胖子，基隆市警員），並且當了他的上級。他們的組織屬「華東區人民解放軍台灣工作團」，成員還有茹瑞祥、黃秀英等人。
一九五○年九月，高晞生被刑警總隊逮捕，因受不了刑求之苦，供出楊蔚、茹瑞祥等人。楊蔚等抵死不承認，案件正在膠著時，高晞生突然「發瘋」了，滿口胡言亂語；等他「清醒」後，又向特務改口說，他是受不了刺激才亂供的。這個大翻供不僅讓案情單純化（其實也模糊化），而且幫同志解圍，高晞生獨赴馬場町。同案其他五人除楊蔚外，不付軍法審判（這點與本書出入很大）；楊蔚因在軍法看守所期間，對同監難友陳正宸、蘇爾挺、路齊書發牢騷，並答應陳正宸他出獄後，要上阿里山幫他聯絡一名黨員，以此被判感訓三年。
在看守所羈押期間，楊蔚送別了很多死刑犯。他說：「睡夢中總聽到有人被叫出去，然後再也沒有回來。」季季提到，他常在眠夢中驚叫，「雙手在空中不停揮舞：『不要啊，不要啊――』然後赫然從床上坐起」，甚至老了依然午夜驚魂。可見在看守所的親歷記，對他造成終身的陰影。
另一件案子也可能對他產生重大刺激，即軍法看守所「獄中叛亂」案。該案導致梁鍾濬、蘇爾挺等五名難友被處死刑，一人無期，八人七到十五年。楊蔚原本列入獄方的嫌疑名單，也許是高晞生的「精神錯亂」救了他，也許是其他原因，楊蔚和這場災難擦身而過。值得一提的是，該案就是運用一名路姓受刑人臥底蒐集資料而「破獲」的。這種用受刑人釣人受刑的例子，很不幸的，日後也發生在楊蔚身上。
楊蔚雖判感化三年，卻因被人告密、鬧事洩憤等因素而坐牢八年多。綠島新生訓導處感訓完，再送土城生教所延訓；生教所感訓完，再送小琉球職訓總隊勞改，嚐盡各種苦頭。廿四歲入獄，卅三歲（一九五九年）出來；出來後又因求職碰壁，走投無路，自殺未遂。消息上報，被《聯合報》副刊主編林海音看到。楊蔚在獄中曾投稿該報，林海音賞識其才，在這緊要關頭拉他一把，安排他到《自立晚報》當記者。此後楊蔚先後被《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聯合報》挖角，漸漸成了名記者，人生否極泰來，所以他視林海音為「再生母親」。
勵志片應該到這裡告一段落的，驚悚片的主戲卻從這裡開始。楊蔚從此獲得新生嗎？不，每個政治犯出獄後都被持續監控，楊蔚不只被監控，還被迫成為警總的線民；換言之，他的「新生」必須賠上別人的人生，也就是要「抓交替」。那是在一九六○年代中期，《聯合報》跑藝文線的名記者楊蔚，因緣際會打進了台北藝文界的社交圈。受到一九六○年代反戰思潮的影響，當時的藝文社交圈不乏左派的支持者；就像一九八○年代常在元穠、紫藤廬聚會的文人雅士，總不乏獨派人物。楊蔚樂於往這些圈子跑，一方面發掘報導來源，一方面聲氣相投，他也是「老左派」。
楊蔚何時被警總派任務？難以考究。但一場藝文圈的盛大派對可能扮演重要的觸媒。那是一九六四年五月廿三日，影評人康白在信義路四段深巷的一棟日式房子，舉辦一場「烤小牛之夜」，包括李泰祥、柯錫杰、顧重光、楊耐冬、陳鼓應等人在內，前前後後來了一百六十多人。當然還有楊蔚和季季。康白家的隔壁就是國民黨CC派包華國的家，這場派對引起特務的注意。在那個年代，集會是敏感的事，何況盛會。擅於跳躍性思考的特務，也許嗅到的不只是牛肉香，而是一種「組織」或「陰謀」正在醞釀的味道。身為來賓之一的楊蔚，是否因此被特務擺上了棋盤呢？
事實上，經過一九五○年代大捕殺之後，左翼力量在六○年代形單影隻，醞釀緩慢，資訊更是斷絕。後來因一些國家（尤其是日本）打算與中國建交，派實習外交官來台學中文，帶來了左翼「禁書」，接觸了知識份子，才為台灣左翼的知識啟蒙提供難得的條件。一九六六年，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登場了，台灣左翼受到鼓舞，決定從言論層次提升到組織層次。關於這個轉變，陳映真事後回憶道：
「命運是這樣的不可思議，竟然在那偵探遍地的荒蕪的年代，讓幾個帶著小資產階級的各樣軟弱和缺點的小青年，不約而同地、因著不同的歷程而憧憬著同一個夢想，走到了一起……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他和親密的朋友們，受到思想渴求實踐的壓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的道路。」（〈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一九九三）
這個「幼稚形式的組織」，被警總稱為「民主台灣聯盟」，成員包括陳映真、丘延亮、吳耀忠、陳述孔、陳映和、王小虹、林華洲等人，還波及到導演陳耀圻、作家黃春明等。然而，被成員暱稱「大哥」的楊蔚卻安然無事；不僅無事，還發了一筆兩萬元橫財（告密獎金）。顯然，老左派把新左派出賣了。一九六○年代最重要的左翼案件之一，重蹈五○年代省工委的覆轍，以出賣同志收場，而且是被五○年代的老同志出賣的，這真是「命運的不可思議」。然而更不可思議的命運，降臨在完全狀況外的季季身上，使她成為白色恐怖真實的受難者。
今年四月去世的柏楊，在一九九九年人權日落成的「綠島人權紀念碑」（原名垂淚碑）上，題了一段碑文：「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其實哭泣的女性不只母親，還有許多受刑人的妻子。但她們極少人有機會，或有足夠的文學功力，像季季那樣把內心的傷痕寫下來。
比較不同的是，季季的傷痕來自受刑人的家暴。一九六四年五月，卅七歲的楊蔚在出獄五年後，與小他十七歲的季季結婚，由朱西甯證婚。當時楊蔚是知名記者，來自雲林永定鄉下的季季（本名李瑞月），涉世未深，但立志文學，憑其早熟的文才，已開始專業寫作。夫妻都愛文學，後來都享有文名，這應是一段文壇佳話。
然而四十年後，季季回顧這段她形容為「漫長的懲罰」的婚姻：「從小被父親教導做人要誠實的我，婚後不久就開始面對謊言、賭博、偷竊、謾罵、暴力，以及睡夢中的尖叫……為了可憐的自尊，我隱忍一切……一個沉淪的人，繼續沉淪。一個無告的我，瀕臨崩潰。」
所謂「沉淪的人」，自然是指楊蔚。在季季眼中，他的情緒一向陰沉起伏，而且是她所遇過最不誠實的人。就《行走的樹》所描述的種種情節來看，楊蔚的欺騙手段令人吃驚，幾乎可用「職業化」來形容。季季說：「這個曾經受過中共地下訓練的共產黨員，一九四九年來台後就編製了一套任何人在那個時代都無法查證其真假的劇本……一切的虛假偽造都被合理化，說謊則是他們存活下去的本能手段。」
這句話入木三分。確實，說謊是白色恐怖時代最大的特色之一。國共雙方不管怎樣勢同水火，都以謊言作為共通語言，也以「義正辭嚴」的謊言，包裝赤裸裸的政治鬥爭。作為被鬥爭的對象，無論在中國或台灣，無論是匪諜或國特，無論是有影或無辜，為了保命，只能說謊。楊蔚在偵訊階段如果不說謊，否認涉案，早就去馬場町報到；在服刑期間如果不說謊，積極「交心」，也必然出獄無期。事實上，整個台灣謊言瀰漫，有些尤其道破不得，戳破「反攻大陸」神話的雷震、彭明敏；乃至不小心犯了「世界偉人」神話禁忌的柏楊，都要獄中見。
但白色恐怖最可怕的地方，是在許多情況下，說謊也不能保命，必須「徹底坦白」，出賣別人；尤其當被出賣者不是歹徒，而是理想主義者時，「誠實」成了最壞示範。楊蔚用「誠實」陷害同志，和高晞生用「謊言」犧牲自己、拯救同志，恰成強烈對比。然而楊蔚的出賣罪是體制造成的，是那個把人權侵犯已經運作得熟極而流的體制，滔天犯行的大海一滴。
在那個體制下，當你被捕，成為特務的俎上肉時，誠實或說謊都要冒著極大的風險，以生命做賭注。特務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羅織，無辜的人往往被整得死去活來而「承認」犯行，一旦承認下場更慘。在這種情況下，你要說真話？還是說假話？而像楊蔚這樣具有紅色背景的人，情形更為複雜，他必須全神貫注和特務鬥智，那是一種死亡遊戲，真話假話都要講，就是不能講錯話。
楊蔚顯然在這場鬥智遊戲敗下陣來（事實上，幾乎沒有人是贏家，不管講什麼話，不是賠上自己就是賠上別人），至少「民主台灣聯盟案」已經成為他生命的污點。然而當我們了解這個體制的邪惡，對他的污點會有比較同情同理的了解。事實上，他周遭的人一直給他溫暖，即使他出賣同志後，社會依然對他開放，關愛依然不絕。如果他真有懺悔，絕對可以為自己做一點「救贖」的工作。
然而，他選擇沉淪，選擇頹廢，選擇傷害別人，讓白色恐怖贏得終極的勝利。這是閱畢本書最令人長嘆的地方。謊言不再為了自衛，而是騙財；鬥智不再針對特務，而是賭友。騙來的錢不斷投入賭坑，他的前妻阿薌和季季，以及他前後兩個岳家，都被他的揮霍拖累。季季除了不斷被他偷錢、騙錢，還遭受家暴甚至生命威脅，她向林海音訴苦：「這些年來，我也很同情他，能為他做的，都盡力做了……但是現在，我已一無所有，連同情他的能力也沒有了。」她付出最多關愛的人，恰恰是她的冤親債主。甚至一九七一年她公證離婚（由林海音協助作證）後，她仍然為他負債，被他糾纏，直到一九七四年初他因票據法再度入獄，服刑一年八個月，她才能過著沒有恐懼的生活。
楊蔚出獄後，一九七五年底復出文壇，在聯合副刊開始以「何索」為筆名發表一系列「幽默文章」，冷冽的文字，玩世虛無的風格，很快造成旋風。這些文章常影射他（何索）與季季（艾梅）的婚姻生活，「把何索描述成一個顧家負責愛搞笑的丈夫，而把艾梅醜化為虛榮無知兼無趣的妻子。我知道，那是他的另一種報復；他必須以那樣的嘲諷和醜化，發洩二度離婚對他的創傷。」楊蔚不久成為台灣最紅的幽默作家，作品集集暢銷。被醜化和丑化的季季，則抱著寬容的心看待：「我應該高興何索的誕生……至少他重新找到了以文字立命的窗口，我應該可以平靜的過日子了。」
何索熱之後，楊蔚繼續以「哈潑」的筆名寫作，也曾在一家八卦週刊任總編輯。此後他似乎在文壇沉寂了。二○○○年，他領了坐牢十年的國家賠償金一千萬元，季季要求他歸還欠她父親的債務，被他拒絕。他移居印尼，過著闊佬的退休生活，又以七十七歲高齡，娶了一位小他五十六歲的印尼女子，育有一女。然而，這位在季季筆下「背叛的左派，奢靡的右派，虛無的頹廢派」的楊蔚福報已盡，二○○四年九月，因腦瘤腫大破裂，陷入昏迷，不久客死異鄉，留下一個年幼的寡婦，和一個一歲多的小女兒。
楊蔚的故事是一齣悲劇，對季季而言更是如此。我們固然不能把他的沉淪都算在白色恐怖的帳上，事實上，他必須為自己加諸別人的恐懼與傷害，負起最大的責任。然而，白色恐怖確實重創他的心，讓他從充滿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變成虛無頹廢的浪子。虛無頹廢讓人無情無義，無情無義則是白色恐怖的真精神。楊蔚走出了監牢，卻一輩子做了白色恐怖的囚犯。
白色恐怖是時代的「黑暗之心」，把人性所有的黑暗面，都藉「國家安全」之類的堂皇名義，赤裸裸的逞遂、發揮，形成群魔亂舞的局面。當時代的黑暗面內化為心靈的黑暗面時，就是「人人心中有一個小警總」了。非政治犯的心中尚有一個小警總，何況是政治犯！今天，我們常把「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掛在嘴邊，對受刑人亦復如是說。這句話完全正確，問題是，不知道白色恐怖的陰影，如何走得出去？
季季撰寫這些「向傷痕告別」的系列文章時，「往事紛擾糾結，身心備受煎熬，常常在電腦之前俯案痛哭」。佛家說：「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政治迫害的機制一旦啟動，最後必然惡果糾纏株連、遍地不可收拾。那一整個時代的惡業，那無數痛哭的傷心人，我們看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