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將領為受審的同袍抱屈

資料來源：本會綜合外電報導

因為在1980-2000年內戰期間，犯下人權侵害案件的秘魯軍方人士陸續遭到司法審判。軍方領導人對此大表不滿，認為他們在反游擊隊戰爭中的努力未獲重視。

秘魯將領Otto Guibovich接受媒體訪問時，很希望扭轉外界看待軍方的負面印象。他認為軍隊已經從內戰衝突中學得教訓，如今在研擬掃蕩游擊隊方案時，也必定把尊重人權的概念包涵進執行計畫中。2003年秘魯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在總結報告中建議，官方應該將在內戰期間犯下侵害人權案件者送上法庭，目前共有包括退役與現役軍人在內的640人正接受審判。

不過根據秘魯人權團體提供的資訊，軍方在反游擊隊過程中造成的人權侵害，顯然仍是現在進行式，並未如他們所宣稱的已經成為過去。例如去年八月，軍方為了弭平毛派游擊隊「光輝道路」(Shining Path)殘餘勢力，而在Apurimac叢林與Ene河谷一帶進行發起的「卓越行動」（Operation Excellence），就有當地農民指控47名軍人犯下強迫失蹤與其他罪行。

不過Guibovich將軍認為，任何人如果在執行任務期間有犯法行為，都應該被起訴並懲罰。但是外界不能把比例極低的軍方犯罪案件，放大成普遍印象，以偏概全地抹煞軍隊的努力。他舉例說，一批接受同樣訓練的士兵，有的人在戰場上可以保持冷靜，有的人卻可能用開火來自保，每個人的反應不同，這是人性，但犯錯者畢竟是極少數的特例。

今年一月底，退役的海軍司令官Andrés Egocheaga被控凌虐且活活燒死一名17歲的男孩，而被判20年徒刑。受害者當年因為被誤指為恐怖份子而在1995年遇難。在眾多人權侵害案件中，Egocheaga已經算是較早判決確定者，絕大多數的被告辯護律師都使出拖延戰術，來延緩訴訟程序的進度。

但Guibovich將軍認為法官並未能充分考量當時軍方作戰的整體環境，他大力的替同袍喊冤：「我們的任務雖然艱難，我們仍然必須完成。我曾經目睹底下的小兵陣亡，這些18-20歲的年輕人只是盡職地保衛民主。他們不是什麼殺手，他們跟那些被游擊隊殘殺的村民一樣，都只是貧窮農家的子弟。但現在是誰被關到大牢裡？都是軍方的人！」。他認為軍方受到司法的迫害，不但是第一線的士兵、軍官被起訴，連整個指揮系統包括司令、將軍都不能倖免。他也認為司法系統倚重的真相委員會總結報告，並沒能呈現軍方觀點：「我參與了戰爭，但報告裡沒有讓我們說出真相，可能是因為我們不擅言詞」。

面對這些反彈，人權工作者Ronald Gamarra則有不同看法：「總結報告內處理了交戰各方的說法，當然也包括軍方成員的觀點。問題是一般來說，這些軍人都很排斥接受調查」。他也不認為司法系統是有意針對軍方高層，只是就案情發展與證據來處理罷了。

在真相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認定內戰造成將近七萬人罹難，游擊隊「光輝道路」該為其中54％的案件負責，「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組織 」(Tupac Amaru Revolutionary Movement，MRTA)該為其中1.5％的案件負責，其他則都算在軍方帳上。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軍方高層相較於其他中下層級的涉案者，在訴訟進行過程中，還是受到司法當局不少禮遇。媒體整理了一些有案在身的高官名單，他們在訴訟期間，往往可以得到軟禁在家的處分，而不用像其他被告被關進看守所。原本根據秘魯法律規定，疑犯如果要能獲此待遇，必須是年紀在70歲以上，或有重大健康問題，或已遭羈押六年以上者。許多條件完全不符的將領，甚至有逃亡國外前科者，卻仍能安穩舒適地在家準備庭訊。人權團體抨擊這是對受害者家屬的一大打擊，他們希望司法當局應該檢討這些「優待」標準，並且盡量加速審理，好讓這些被告早日為罪行負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