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洲際法庭關注強迫失蹤問題

資料來源：本會綜合外電報導

1981年9月12日，宏都拉斯的情治人員在沒有出示逮捕令的情況下，強迫帶走一名就讀國立自主大學的青年，他因為左派背景被帶到警察局訊問，被安上好幾條政治罪名，接著被帶到一處軍事基地繼續接受審訊。12月他遭到殺害，屍體被肢解後分散丟棄在路旁。這個案子隨即被送到美洲洲際人權委員會(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 IACHR)，1986年委員會將此案移轉到洲際法庭。結果判決宏都拉斯政府必須賠償受害者家屬，宏國依照法庭命令執行。

另一個案例發生在哥倫比亞，1997年7月中旬，一百位右翼民兵「哥倫比亞聯合自衛隊」（United Self-Defence Forces of Colombia , AUC)跟軍方合作，在Mapiripán凌虐並殺害了至少49位平民，罹難者屍體被鏈鋸切斷後丟到河裡，最後只辨認得出其中十人的身份。洲際法庭同樣裁決哥倫比亞政府必須為這起屠殺案負責。

洲際法庭法官Manuel Ventura認為強迫失蹤這樣的犯罪行為，是執政者為了保護政權，讓那些他們認定的反對者閉嘴、沈默的手段，定義這個行為包涵了幾個要素，最基本的是官方直接或間接的參與，當然他們很有可能在事後會強烈否認。不過「官方參與」是把強迫失蹤跟一般犯罪下的綁票區隔的基本要件。另外因為受害者命運未卜，強迫失蹤會帶來很長一段時間的不確定感，在很多案例裡面，這種不確定感可能永遠無法消解。

洲際法庭接下來將討論發生在玻利維亞與巴拿馬的強迫失蹤案，案發時間分別是1980年與1970年。另外也會聽取阿根廷政府代表的簡報，因為在稍早法庭已經著令阿根廷必須賠償一名在1991年被警察強行帶走的男孩家屬，他失蹤一週後遭到殺害，家屬求助無門。洲際法庭除了要阿國政府賠償之外，也要阿根廷調查釐清案情與男孩死因。

Ventura說在人權受到侵害的歷史上，讓人失蹤不是什麼新手段，但這種手法的系統性還有重複性，使得不但真的可讓人噤聲，還能營造出一種焦慮跟不安全感，卻是近來的發展，跟1970與1980年代軍政府統治時期比較，最近十年來拉丁美洲的強迫失蹤案有相當顯著的增加，例如洲際法庭成立25年來共處理180件類似的案子，有將近一半是去年簽發的。

六月底時，在哥倫比亞波哥大舉辦的一場國際討論會，會中發表的各種慘不忍睹的強迫失蹤案例，佐證了這個問題在拉丁美洲的嚴重性。討論會也舉辦了徵文與攝影比賽，組織這場會議的當地NGO表示，原本以為收集的故事不會超過50篇，最後通過審查的卻是427篇。

一篇名為「沒有姓名、沒有臉孔、不知下落」的得獎作品，描述一群失去丈夫、父親、兄弟的婦女，守在河邊撿拾順流漂下的殘缺屍骸，待拼湊成一副完整的軀體後，就認領回家舉行葬禮，彌補他們無法給予自己親人的缺憾。一名討論會的籌備委員說，他認為絕大部分的文章都來自真實案例，這些被隱藏的歷史、在媒體上看不見的故事，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這些文章或許沒有直接譴責官方，而僅是平鋪直敘的講了所發生的事，但這樣的敘述卻更有殺傷力。

組織這場討論會的目的正是集結拉丁美洲各國不同的經驗，激勵那些受害者家屬團結起來行動，也讓世人聽到眾多罹難者的悲慘故事。討論會的參與者來自阿根廷、智利、瓜地馬拉、墨西哥、秘魯、西班牙、烏拉圭以及英美等國。

一個籌備代表認為發生在哥倫比亞1940與1950年代的暴力事件如今又捲土重來，因為過去的傷害從來沒有被治癒。在哥國，平均36小時就有一個人被強迫失蹤，根據當地人權團體「哥倫比亞正義委員會」（Colombian Commission of Jurists , CCJ)的統計，自2002年8月右翼的烏利拜總統上任以來，1259人成為強迫失蹤的受害者。其中3％的案件被歸類為左翼游擊隊所犯，剩下的97％則是公部門某種程度的妥協所致，因為有28％的案子是國安系統所為，69％是民兵部隊做的，官方要不是提供支援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坐視。

這些數字是多年來CCJ從報章雜誌與各種消息來源得到的結果，因為官方向來駁斥這些事件的存在，自然不會提供數據，因此統計難免有些疏漏。檢察總長辦公室的版本是，2002年底至2007年底發生的強迫失蹤案有452件，只有125件還沒有開始調查，其他都在處理中，但他不願回應民間團體的數據。在另一件統計中，官方統計哥倫比亞歷來強迫失蹤案的受害者，也比民間的估計少了一半。

從人權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官方的姑息以及司法系統無法有效運作，是要改善哥國人權困境的障礙。與會者同意哥國的相關法令制訂完備，但當權者缺乏足夠的意志力去貫徹執行，因此儘管公部門內仍有些充滿熱誠想解決問題的文職與軍警人員，但類似案件仍然層出不窮，因為從來沒有行兇者受到懲罰。他們希望藉著類似的場合，讓公眾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也希望體制內慢慢鬆動與進步，畢竟如果沒有解決過去的問題，人們就無法繼續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