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開始尋找法朗哥時代失蹤的孩子

資料來源：本會綜合外電報導

西班牙國內尋找法朗哥時代失蹤的孩子呼聲漸次湧現，據估計受害者可能超過三萬人。

這些案件的受害者是法朗哥政權視為敵人的共和黨人或左派份子。雖然事情已經發生超過六十年，但這些生死未卜，下落不明的孩子，永遠是年邁父母心中的痛。而且一般認為，受害者可能超過原來預估的三萬人。

當年這些失蹤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與政治動機有關，主要發動者是著名心理學家Antonio Vallejo-Nagera，他汲取納粹理論，認為主張共產主義者是因為某種不當環境下產生的心理疾病。

根據一份2008年政府的調查報告指出，法朗哥政府以此理論為根據，在1940年代通過法令，規定「那些沒有『理想環境』的家庭，不應該跟子女有任何聯繫」。這個殘暴政策的執行效率極高，1943年就有九千名政治犯的子女被送到政府管理的育幼院，1944年育幼院收容總數超過1萬2千人。

另外一個惡名昭彰的政策執行地點是巴斯克（Basque）的Saturraran女子監獄，這裡一舉帶走了一百名共和黨女性政治犯的嬰兒。獄方瞞騙母親只把小孩帶離幾分鐘，但當她們發現上當時，卻被警告如果大肆宣揚可能會遭到槍殺。

其中一名當年的目擊者Julia Manzanal，如今已是95歲高齡的老人，身為共產黨員的她也在該所監獄服刑，她的兒子十個月大時在獄中因腦膜炎過世。她是這些悲劇的目擊者：「我從不讓小孩離開我的視線。我看過其他母親被處決後，孩子被帶走送給教士或軍方家庭。非法領養這些小孩，讓他們在完全不同的意識型態中長大。監獄的環境糟透了，老鼠、虱子滿地爬，食物短缺。婦女常在孤立無緣的情況下獨自產子。我看過小孩餓死或渴死，然後母親就發瘋了」。

有時候取錯名字也會帶來殺身之禍。曾有紀錄片報導，獄方因為發現某個犯人的孩子名叫列寧，當場拎著嬰兒的腿，把他摔在牆上。即使納粹德國戰敗後，西班牙也未更改政策。甚至連流放異國的政治犯後代也不放過。1949年時代的官方文件，記載如何綁架流放國外的政治犯後代，然後把他們越洋送回西班牙接受「再教育」的詳細操作方法。這些小孩會被改名以確保無法追查下落。

不過執行這些案件的政治動機在1960年代趨緩，取而代之的是以交易為導向的綁票或偷竊。在這些案件中，政府縱容醫院進行盜賣營利行為。許多父母在子女出生幾小時候即被告知嬰兒因為中耳炎過世，已經下葬在集體墳場中。父母們要求看遺體的要求一概被斷然拒絕。嬰孩則被賣給其他家庭。

案發六十年後，還想追查這些陳年舊案看似天方夜譚。但近來隨著媒體對這些人倫悲劇產生興趣，社會上要求尋找這些小孩的呼聲又逐漸增強。例如許多受害者透過媒體報導才發現，原來許多人跟自己有類似的離奇遭遇，醫院告知新生兒的死因都是中耳炎，都不允許父母見孩子最後一面。

到去年十一月底為止，西班牙檢察總長的桌上已經堆積了超過三百樁新案，在外界高漲的壓力下，他正式要求司法部必須組織特別小組，來編纂失蹤新生兒的名單。不過他強調，這些調查行動純屬行政作為，也就是說即使案件真相大白，也不會有任何人因此受罰或受到司法追訴。

加松（Baltasar Garzon）法官2008年高舉大旗要調查法朗哥罪行的殷鑑不遠，他目前仍處於停職候審的狀態，調查行動也嘎然而止。外界不免擔心這次又是雷聲大雨點小的三分鐘熱度。不過，在家屬與人權團體的堅持下，情況或許有所改觀。

例如在馬德里，有醫院開始全面調查編輯1961-71年間，新生兒死亡的名冊。在西班牙南方的四大都市如格拉那達（Granada）、加的斯（Cadiz）、阿爾赫西拉斯（Algeciras）等地的檢方，也認為應該開始調查這些案件。甚至已經有人權團體把法朗哥時代的所有失蹤案件向聯合國提告，以免西班牙官方輕易結案。

Saturraran女子監獄的故事已經改編成電影，去年在西班牙上映。當年在此服刑的另一名見證者Ana Morales在觀眾席上感謝導演：「終於讓這個罪惡之地照進了些許光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