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研討會》學者：最重要的是文化轉型，「污名化」情緒必須化解
這幾年「轉型正義」成為熱門話題，但為什麼要推動轉型正義？創辦「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與多名研究這個議題的學者，29日都提出「論述」的重要性，認為這是未來重要的工作。
台灣民主化近30年，民間真促會去年10月出版「階段報告書」，書中說：「如果台灣的民主令國民感到驕傲，台灣處理威權遺緒的表現其實令人汗顏」；轉型正義的3個主要任務，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與歷史記憶的保存都還需要努力。而吳乃德29日在「轉型者的過去式與現在式」研討會說，台灣轉型正義的工作，「未來最重要的是論述問題」，其他都慢慢在解決。
陳妙芬：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文化轉型
在綜合討論時，台大法律系副教授陳妙芬說，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可能是文化的轉型，由於歷史檔案沒公開，針對個案的討論很多時候只能用「推測」，因為大家有一些「對立」和「二元」的想法，「會不會因此我們的文化沒有辦法真正從威權走出來？」
陳妙芬指出，她上一輩的老師，有的當兵時加入國民黨，有的曾從事軍事審判，在威權時期都與國民黨的政權有牽連，有很多交錯不清的現象，轉型正義的問題，或許更棘手的是文化與思考對立的型態要如何轉型，她也一直在想，有沒有可能有另外的角度，來思考台灣的文化與歷史。
徐斯儉：對國民黨或部分外省人，轉型正義是污名化
民主基金會執行長、中研院政研所研究員徐斯儉指出，對國民黨或部分外省人來說，轉型正義就是對他們的「污名化」，他們認為在成長過程所認同的一切，包括時代意義都被否定，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污辱，感覺受「集體審判」，很多公務員反對公開過去的檔案，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應。
徐斯儉指出，轉型正義的論述必須講得很清楚，這是策略問題，如果有「你們在污名化我」這種情緒存在，結會解不開，攸關歷史真相的檔案永遠無法公開，永遠只能推測，主張轉型正義的論點也永遠沒有正當性。
吳乃德回應時指出，徐斯儉提的問題「非常、非常重要」，但在台灣很少被提及，他接觸很多外省朋友，知道社會在討論228事件的時候，外省人的感觸特別深，有些人以為，支持國民黨的或外省人都被認為是228事件的幫兇，這讓他感受到，未來轉型正義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論述。
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結束後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以公聽會的方式讓受害者講述他們的經驗。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宋承恩指出，南非前大法官薩克思（Albie Sachs）日前來台訪問，針對台灣歷史檔案未開放的問題，曾以南非的例子指出，南非的轉型正義「刻意模糊必要的法律化」，用TRC讓大家把真相講出來，揭露資訊，打破檔案因沒有立法而不得公開的困難。
宋承恩：對民主、人權的保護不限於1949年前及解嚴後
除了南非這種程序性作法，宋承恩也以西方用「higher law」將納粹對待猶太人的罪行定義為種族滅絕（genocide）為例指出，訴諸對民主、人權的保護不限於1949年前及解嚴後的觀念，或可避免在論辯過程中，威權政體的政治迫害行為被「相對化」的危險；但要打破「相對化」，就「要非常認真的提出轉型正義的論述」，為什麼要推動轉型正義，價值何在，這點到現在還沒做到。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指出，轉型正義是「文化反省運動」，對加害體系的反省，是為了瞭解今天與過去的不同，重點不在咎責。
陳俊宏表示，轉型正義曾被視為應報式正義或修復式正義，但美國政治哲學家艾利絲．楊（Iris Young）提出「社會連結的模式」（social connections model of responsibility）觀念，她指出，轉型正義是在處理「結構性不正義」的問題，在新體制轉型過程中，每個人都有責任，不是罪責（liability），而是「讓不義政權轉型的責任，或不參與不正義體系繼續存在的責任。」
陳俊宏：重點在於所有人都堅信要在共同的價值規範下生活
他認為，南非TRC的意義在於讓黑、白兩個種族的人，不再認為彼此是敵人，而是要建立彩虹國度，重點在於所有人都堅信並認可要在共同的價值規範下生活，這才是真正和解的意義；台灣必須思考蔣公銅像與現在民主價值的衝突，進行文化反省，才能回到轉型正義很核心的目的。
在研討會上發表論文的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葉浩指出，因為他的成長背景，他對轉型正義的議題始終抱持高度的學術興趣，出國多年後回國任教就是因他對此議題的切身關懷，但8年前回國後，曾寫了一篇論文，卻遭到審查者辱罵，批評這是「綠營」的題目，不具學術價值，是「仇恨政治」；不過，近年轉型正義變成應該談的議題，他從中也看到「價值的翻轉」。
葉浩：轉型正義是整套體制的價值翻轉
葉浩指出，轉型正義的問題，是整套體制的價值翻轉，但在台灣，藍營、綠營有很不同的世界觀、民主觀及國家觀，對政治自由也有消極自由、積極自由兩種看法。例如，綠營認為，轉型正義是民主化的未竟事業，一定要有轉型正義，民主才能鞏固，藍營向來則喜歡講，國民黨促成了民主轉型，談轉型正義是一種仇恨政治，又例如，綠營認為民主轉型除了制度轉型，還包括國家主體的轉型，藍營則強調已做了228事件的轉型正義，一切盡量往前看。
葉浩認為，綠營只處理國民黨黨產的轉型正義是「半套」的轉型正義，不敢像前東德等國家一樣，清查威權時代公務體系的公務員在民主轉型後是否適任；對藍營而言，他們的歷史記憶可以長達中國5000年歷史，對於近幾十年的事情，卻要大家都忘掉，只要記得國民黨有功的歷史。
他指出，在德國，國家不能踐踏人民的基本人權等自然法概念，在納粹崛起前本來就是德國認同的基本價值，只是被納粹破壞，因此，德國可以採取強烈的法律手段實踐轉型正義，因為他們的價值觀是連續的，南非沒有可以採取德國模式的現實條件，但南非的基督教文化和自己的文化裡，有和解的元素。
葉浩：很不一樣的史觀、時間感，是台灣特殊的問題
而在台灣，葉浩指出，對歷史有很不一樣的史觀、時間感，是台灣特殊的問題，台灣在傳統上有沒有認同德國所認同的基本價值，有沒有像南非一樣有支持轉型正義的民間文化，或者要創造新的政治文化，走出台灣自己的路；他認為，起點就是「爭辯、思考轉型正義」，這也是創造新政治文化的方法。
他指出，透過爭辯、思考轉型正義，台灣可以同時做到3件事：1.決定我們是誰，共同體在那裡；2.調整時差，讓不同政黨對歷史的時間感稍有認同；3.釐清對加害者在政治、法律、道德這3種不同面向的咎責，透過這些做法，可能可以做到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所講的，轉型正義是一種大的政治演出，有宣示性的效果，可以與過去做某種程度的切割、迎向未來。
資料來源：風傳媒，石秀娟報導 201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