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與台灣歷史

作者：陳芳明｜政大台文所

台灣歷史如何完成轉型？
轉型正義建立在歷史轉型的基礎之上。沒有完成歷史轉型，就沒有轉型正義可言。所謂歷史轉型，是指台灣社會從一個曾經是威權支配的封閉時期，經過民主運動的洗禮改造，終於轉化成以民意為導向的開放歷史階段。轉型正義這個議題會提上台灣民主的進程，似乎說明有許多人接受歷史已經完成轉型的事實。確切而言，台灣社會從威權時代到民主開放的歷史階段過渡，基本上已宣告成立。如果這種說法可以同意，有兩個問題就必須提出：第一，台灣社會的歷史轉型的過程是從什麼時候發生，又在什麼時候完成？第二，歷史轉型既然已經完成，為什麼轉型正義的問題在今天還是引發無窮的爭議？

在威權體制時期產生的暴力、恐怖以及無數不正義的制度，有必要在民主開放年代重新反省並糾正，乃是轉型正義的基本要求。然而，台灣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複雜與矛盾，顯然很難在威權體制與民主開放的兩個階段之間截然切割。威權時期式微之際，民主時期開展之前，由於時間拉得很長，使得權力更迭的程序有太多重疊。戰後台灣歷史，並沒有像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那樣，由於通過革命或政變的手段，使得不同的政治時期可以劃分那麼一清二楚。

台灣的戰後歷史是依賴一次又一次的選舉而不斷改寫。不管自稱是統派或獨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經過選舉的檢驗。尤其對於台獨運動者而言，無論是深綠的基本教義派或淺綠的一般支持者，最後都無可避免被合法改革的選舉制度收編。這當然是非常奇特的歷史現象。放眼全世界的建國運動，在到達終極目標之前，都必須付出慘重代價。台灣的建國運動者，並沒有採取革命的、暴力的手段，反而是創造了極為温和的、漸進改良式的選舉文化。所有的台獨運動者，除了史明先生之外，幾乎都高喊過激進革命的口號，最後卻都回到台灣參加西方民主式的選舉。

這種歷史的轉型，過程注定是特別緩慢，也就是採取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達到民主改革的目標。這種策略，距離最初預定的建國目標當然還很遙遠。然而，既然不願付出流血，也不願犧牲性命，台灣的歷史轉型就不可能是革命路線，而是不折不扣的改革路線。縱然是如此緩慢，統治台灣達半世紀的威權體制終於還是宣告瓦解。正是在這樣迂迴曲折的歷史過程下，轉型正義被提出時，就不可能是勝選者即代表正義。歷史事實證明，勝者即正義（victory us justice）的思考邏輯並不適用於台灣。為什麼？這裡可以從兩個事實來理解。一是轉型正義的工作在威權體制時期就已著手進行，一是政黨輪替成功的綠色執政，其權力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舊有威權體制的支撐。

這是台灣歷史最為矛盾之處，但也是政權和平轉移最為關鍵之處。戒嚴時期的終止，誠然是在國民黨執政下正式完成的。解嚴的工作，是執政者迫於形勢不得不採取的行動。但是，台灣社會之宣告開放，決不可能全然歸功於民進黨的成立。整個中產階級的成熟與崛起，使改革願望構成強烈的政治壓力，民進黨只是這股願望的一個強化與延伸。這並不表示民進黨對台灣歷史的改造沒有貢獻，恰恰相反，反對黨的成立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事件。不過，這不能因為有此重大事件的發生，遮蔽了當時社會力量已經匯聚成形的事實。所謂社會力量，是指中產階級、勞動階級、原住民族群、女性族群，都在台灣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下而形成強大改革願望。國民黨縱然是被迫實施解嚴，畢竟是第一個政黨完成初步的歷史轉型。這當然是相當嘲弄的一個歷史事實，因為加害者與解放者的角色，都同時由一個政黨來扮演。然而，正是這個行動，成功化解台灣社會的革命危機。台灣因此沒有發生像韓國或菲律賓式的激烈政變，同時也就沒有發生像第三次世界式的流血建國運動。

然而，歷史的嘲弄並不止於此。強人蔣經國在一九八八年去世後，竟然是由台籍的、有過社會主義信仰的李登輝來繼任。李登輝是以國民黨黨員身分，加速歷史轉型的工作。一九九○年宣佈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國會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正是以總統身分向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公開道歉，不僅提出事件研究報告、建碑、賠償、公佈史料的工作也同時著手進行。一九九四年實施省長選舉，一九九六年完成史上第一次總統選舉，二○○○年以和平方式順利達成政黨輪替。這些事實放在台灣歷史脈絡來考察，可以發現每個改革的行動，縱然有其時代限制，卻都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沒有這些民主鋪路的工作，台灣就不可能見證綠色執政的出現。

如果不釐清這些歷史事實，則所有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就是不正義。綠色執政在到達目標，還有太多嘲弄的歷史事實持續發生。民進黨自一九九○年參加國是會議以降，就不斷與李登輝展開直接間接的政黨合作。從策略上來看，民進黨確實是利用李登輝的權力來壯大勢力。從政黨政治的層面來看，反對黨與執政黨其實是建立了細緻幽微的共謀關係。

民進黨內部在九○年代曾經釀造一股明顯易見的「李登輝情結」。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民進黨以在野身分支持執政黨領袖的政策，應是可以理解。尤其是在總統直選的議題上，在野黨與執政黨合作之密切，幾乎已是到了露骨的地步。這樣說，並不在指控這是違反政黨倫理。這只不過又證明台灣歷史的嘲弄性格。當民進黨以改革者自居時，已經徹底忘記國民黨曾經從事過的政治改革。不獨李登輝有總統直選之議，在其黨內還有無數黨員支持這樣的改革。如果有所謂本土化或政治改革的歷史轉型，則無需等到政黨輪替之後才開始實踐，從七○年代蔣經國「往下紥根，往上結果」的政策，到八○年代李登輝執政十二年期間，整個轉型的格局就已初步建立。李登輝從事改革開放的權力來自何處？嘲弄的歷史給予的答案是，他的權力完全建在被民進黨妖魔化的威權體制之上。

民進黨與李登輝合作，李登輝與威權體制合作，這些事實恰恰彰顯了台灣歷史的複雜與矛盾。加害者、解放者、改革者之間的權力與利益，確實有太多重疊之處。這種犬牙交錯的歷史過程，正是戰後台灣民主罕見的特質。合法漸進民主程序的優點在於去除了一切革命冒進的可能因素；它的缺點是，所有改革者竟然無可避免都是威權體制的受惠者，縱然其中有過太多人受害。台獨的建國運動者，既未選擇流血革命，也未選擇犧牲性命，則這種歷史轉型的完成，遂以最符合各方願望的形式實現。

民主使對敵轉化成對手
今天綠色執政及其支持者開始提出轉型正義的議題時，似乎說明了台灣民主進程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過，現階段有關轉型正義的討論者，並未優先釐清歷史真相，就性急地追究過去威權時代的政治責任。以遮蔽歷史的方式，把自己裝扮成正義使者，這種做法並不符合正義的原則。

如果現在的執政者，曾經在民主運動過程中與威權體制有過共謀關係，那麼，在議論轉型正義時就有必要給予確切的內容與定義。更為恰當的說，綠色執政本來就不是以革命起家，它本身絕對不是革命政權。稍早所提的歷史事實倘然可以接受，則民進黨在討論轉型正義時，就不能把自已塑造成革命者的角色。既然沒有透過革命的手段，而是依賴選票的民主程序獲得執政，民進黨對於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就必須概括承受。和平改革的路線，是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彼此取得共識後而抉擇的。

在二○○○年政黨輪替之際，曾經有過一幕極其動人的歷史鏡頭。那就是李登輝以國民黨主席身分做全國巡迴演講，呼籲國人必須接受政權和平轉移的事實。陳水扁與民進黨能夠順利從事權力繼承，台灣社會在那段過渡時期沒有發生嚴重動亂，乃是得力於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的默契與合作，尤其得力於李登輝對民主政治的深刻體認。

然而，今天的民進黨在看得歷史時，往往以二分法的思考方式做偏頗的詮釋。對民進黨來說，凡是改革都屬於綠色執政，凡是反動都屬於藍色時期。這種歷史態度，不僅沒有帶來更多的和平，反而為台灣社會創造更多分裂。國民黨的改革縱然已經遲到，以致來不及挽救其既倒的命運，但不能因此就完全抹消曾經投入改革的種種努力。泛藍的支持者，絕對還保留著其所認同政黨的改革記憶。今天民進黨否定國民黨在過去為民主改革的努力，幾乎也就是在抹消泛藍支持者的改革記憶。這種擦拭歷史記憶的粗暴手段，無疑是傷害了泛藍支持者的情感。

台灣民主運動並不濫觴於黨外運動。五○年代以降，就有無數的地方領袖與鄉紳以無黨無派身分投入選舉運動，卻因此遭到國民黨的誣衊，判刑的判刑、入獄的入獄。在同樣的時期，也有不計其數的知識分子因表達政治意見，被國民黨以冤案錯案假案的指控予以審判監禁。這些和平改革者，是形成民主運動傳統的奠基者。然而，其中除了少數幾位被視為歷史明星之外，其他先驅早已被民進黨劃入遺忘的行列。建立在這樣的歷史失憶症之上，民進黨刻意把自己形塑成為民主運動僅有的奉獻者。事實上，即使是歷史明星如余登發與黃信介，也漸漸遭到權力追逐的民進黨淡忘。對於民主傳統的擘建者尚且如此健忘，則對於李登輝時期的改革進步也就更理所當然地失憶了。

權力在握的民進黨，如果要思考轉型正義的問題，就必須承認和平改革是台灣民主的主要傳統。民主越深化，歷史意識就越清晰可見。在威權時代，統治者與反對者之間的關係可能是敵我矛盾的對敵（enemy）。在民主時期，執政者與反對者之間的關係則轉化成為內部矛盾的對手（rival）。依據民主傳統的原則，民進黨必須把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包括族群衝突與統獨矛盾，視為和平改革的重要一環。由於民主改革是台灣社會必然遵循的道路，民進黨應該意識到本身並不可能永遠壟斷執政的地位，更應該意識到民主政黨輪替的可能到來。歷史證明，反對者以什麼民主方式取得政權，也必將以怎樣民主方式遭到取代。在追求轉型正義之前，綠色政府有其一定的義務去處理族群衝突與統獨矛盾，不應容許這些歷史問題繼續滋長蔓延。過去威權體制的瓦解，有一重要原因乃在於沒有能力解決社會內部的矛盾衝突。綠色執政的崛起，就是在民主運動過程中曾經許諾將為台灣社會帶來和平。

綠色執政既然是一個民主政府，就必須遵循民主政治的邏輯來兌現曾經提出的許諾。然而，六年來執政的事實顯示，民進黨政府終於還是欠缺智慧，無法把過去零和關係的對敵轉化成為民主競爭的對手。綠色執政似乎已培養一種脾性，習慣於把政治責任推諉給過去的威權體制，或是指控現在的在野黨；本身應該創造社會和平的能力，至今卻還沒有展現出來。民進黨不能帶來和平，則人民為什麼要把權力託付給它？既要掌握最高權力，又要規避政治責任;這樣的姿態，不要說沒有立場贏得全民信任，即使是談論轉型正義也完全喪失資格。

以「共業」史觀處理轉型正義
綠色執政既然不是一個革命政權，那麼在民主程序下，民進黨就必須概括承受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確切一點來說，民進黨並不是「推翻」國民黨，而是「繼承」國民黨而取得權力。民進黨的合法性不是自我形塑的，而是經過國民黨政府的加持。這樣說，可能會觸怒綠色支持者，然而考察民主歷史的演變，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歷史來看，國民黨誠然是推翻滿清而奪得權力，它確實是一個革命政權。同樣的，共產黨也是以槍桿子奪得政權，它的革命性格可謂鮮明強烈。但是，民進黨絕對不是革命政權，而是以爭取選票的方式繼承國民黨的法統。

台灣人民以選票決定讓國民黨下台，基本上已經優先執行一次實質意義的轉型正義。國民黨因為貪污腐化，因為威權統治，因為改革過遲，已經受到民主機制的嚴重裁判。面對這種權力淘汰的事實，國民黨以和平方式把政權轉移給民進黨，可以說為民主傳統立下典範，也為日後政黨輪替的制度樹立模式。也許國民黨輸得很不甘心，但是政權和平轉移的道路卻是由它舖成的。縱然它是失敗者，對民主制度貢獻的正面意義，在歷史上應是值得大書特書。

民主傳統的建立，必須依賴各種不同的條件相互配合才能順利完成。民進黨在勝選之餘，從來沒有給國民黨的政權和平轉移確切肯定，反而把一切功勞都攬在身上，這不是勝利者的風度。被妖魔化的國民黨，確實在掌權時期有過無可容忍的統治手腕，但至少，表現在權力接班的程序應該得到恰當的肯定。更清楚地說，國民黨也為台灣民主創造一個符合民主規格的歷史條件，使得權力傳承沒有發生斷層。

就民主程序來看，民進黨的任務並非只是單純地繼承權力，還必須繼承尚未解決的歷史問題。國民黨於歷史格局的限制，過於耽溺在權力的掌握，未及建立民主、自由、公平的普世價值。國民黨也同樣是由於欠缺開拓政治視野，過於相信威權體制的方便，遂造成太多人權迫害的苦痛記憶。民進黨是在歷史條件已經成熟的情況下接班，自然累積充分智慧去完成國民黨的未完成。蔣經國晚期與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改革企圖，後來都成為民進黨權力接班後的改革雛型。

轉型正義的追求，應先認清這樣的歷史真相。民進黨不能因為只是勝選，而且是以些微票選的差距勝出，就理所當然認為正義完全站在它這邊。何況，今天的掌權者都不是民主運動第一世代的受難者。美麗島時代的受難者，為正義而奮鬥，也為正義而犧牲，由他們來討論轉型正義絕對是恰如其分。但是，阿扁這個世代，固然為受難者辯護過，基本上卻是民主運動的受惠者。在歷史真相之前，當權的阿扁世代應該承認，他們既是國民黨改革工作未完成的繼承者，也是民主運動未完成的繼承者。從這樣的歷史角度來看，現階段的綠色執政把正義據為己有，這種傲慢態度本身就是不正義。

依賴選舉的遊戲規則而崛起的民進黨，在奢談轉型正義之前，應該要主動去創造正義。具體而言，如果綠色執政在改革方面並沒有比李登輝時代做得更廣泛更深刻，正義就不可能站在民進黨這邊。如果阿扁世代的改革理想，沒有超越美麗島世代民主運動的奉獻精神，正義也不會輕易落在他們身上。清楚的事實已經證明：雙重受惠的民進黨，不僅淡忘了美麗島世代的受難記憶，而且也開始對執行和平轉移的李登輝進行不禮貌、不公平的批判。這種刻意的健忘症，也絕對是屬於不正義。國民黨留下來的許多舊制度，如果民進黨的公職人員也繼續享用，例如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就不能一味指責威權時代的不正義。民進黨沒有對過去的陋規進行改革，其實已經對正義構成強烈的諷刺與傷害。

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到來時，綠色執政傾全黨之力集中討論事件對台灣社會的傷害，阿扁在紀念演說中公開指責蔣介石是元兇。然而，一夜之間，全黨又被選舉議題吸引，再也沒有人談二二八了。這種把歷史悲劇拿來做為政治人物消費的做法，對當年的受害者是很大污辱，更是完全偏離正義的立場。表面上，民進黨藉此歷史事件大談轉型正義；事實上，最大作用在於燃燒選民悲情意識，以達到選舉造勢效果。把二二八事件與總統大選綁在一起，這種策略，既沒有紀念，也沒有和平，更沒有正義。

無論是二二八事件，或是白色恐怖事件，或是其他政治案件，都是構成台灣幽暗歷史的一部分。所有這些受害的事件，是台灣人民的共同記憶。刻意把這樣的共同記憶突化成為特定族群的受害，正好說明我們並沒有真正記取歷史教訓。在和平日紀念二二八事件，一方面是為了追求真相，一方面則是為了尋求和解。指控蔣介石是元兇之餘，阿扁總統沒有隻字片語提到如何使社會內部的族群和平共處。去蔣、改名之後，綠色執政並未提出積極的方案讓每位公民能夠相互尊敬、相互和解。彷彿只要由國家元首宣佈事件元兇之後，就完成轉型正義。如此廉價、輕忽的正義，又是非常不正義。

事件的創傷既是全民的共同記憶，在和平日從事紀念活動時，就應該考慮到所有族群的情感。不要以為綠色選民才是受害者，元首的演講只是一味對著特定支持者說話。這種偏頗的立場，等於是宣示受害的歷史記憶是某一族群的特殊印記。元首為他們蓋章背書之際，已經把另一族群排除在歷史記憶之外。外省族群在一九四九年隨著流亡潮飄流到台灣時，就莫名其妙承擔了一九四七年事件的原罪。他們從未經歷過事件，卻無端被迫與本省族群站在對立面。威權時代沒有恰當處理這個問題，民進黨就有義務在這問題上積極去解決。

把台灣所有族群都視為事件的共同受難者，才是建立歷史共識的恰當途徑。因為在事件的陰影下，社會內部的每一分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苦痛。轉型正義除了表現在立碑紀念與立法賠償之外，應該讓所有族群都從悲情中解放出來。因此，在看待歷史時，把事件的苦難當做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

在共業歷史觀的基礎上，各個族群可以建立共識與共生。共識是導向去建構文化認同，而共生則是協助建構文化主體。二二八事件如果是台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各個族群是構成台灣社會不可分割的一環，則回顧歷史受害事件時，應該要視同每個族群都同樣受害。除了少數政客對這樣的事件漠不關心或冷言譏刺，社會內部的每位成員都會對事件的教訓抱持敬謹敬畏之心。通過事件的反省，使每個族群都融入歷史的氛圍。政治理念也許可以劃分藍綠，但是把歷史受害轉化成為共同記憶，才有可能建立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社會。倘然在和平紀念日能夠藉歷史力量促成族群和解，文化認同也才有可能因此而建立起來。

歷史的轉型是如此緩慢，從威權時代到民主開放，已經走過百年的時間，縱然歷史階段的轉化時何等遲緩，但整個社會之追求解放終於還是無法抵擋。從蔣介石到蔣經國時代，戒嚴體制畢竟已是告終；從蔣經國到李登輝時代，動員戡亂時期終究宣告結束；從李登輝到陳水扁時代，政黨輪替的民主機制也還是成功建立起來。每個歷史階段從未發生過革命或政變，因此權力繼承也從未發生斷裂。從台灣戰後的政治史來看，這是一個相當可貴的傳統，也是很重要的文化資產。不需經過兵刃流血，就可使整個社會從威權體制轉化成為民主體制，這種現象放在第三世界的經驗來參照的話，是相當罕見的歷史演變。島上住民的民主願望與和平期待之強烈，於此獲得印證。違背這種願望和期待的執政者，不僅不符正義原則，還將受到歷史的審判。

今天才開始討論轉型正義的問題，不能不說已是遲到。究其原因，在於歷史轉型的過程過於冗長，同時加害者、解放者、改革者之間的角色有太多混淆重疊之處，以致談到正義時，客觀條件往往不夠充分。綠色執政在短短六年之內就立即出現貪腐的可憎行為，更使正義精神受到嚴重損害。當正義原則變的千瘡百孔時，轉型正義的議題也就變的荒謬諷刺。

轉型正義當然還是可以欲求的，但是執政者必須優先為自己創造正義的條件。尤其應該優先從事和平改革的實踐。改革越深化，正義的基礎就越堅固。執政者還未到達正義的原則之前，任何有關轉型正義的處理，如果不是早熟，便是早夭。更重要的是，轉型正義建立的目的並非只是譴責或懲罰過去的歷史，還更進一步尋求社會內部的和解；不僅如此，執政者必須為自己找到建立正義的據點，使轉型正義成為全民共識，也使台灣從此掙脫歷史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