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二二八我們說多知少

作者：葉虹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

二二八事件作為台灣社會初次遭逢中華民國政府國家暴力的結果，在轉型正義工作上已有階段性成果（相對時間更長、影響更為深遠的白色恐怖來說），包括元首道歉、國定假日、官方調查報告、事件進入教科書、受害者與家屬得到賠償、紀念館與紀念碑等。
但相關工作並未完全劃下句點，例如陸續出土的檔案史料，未及融入先前的官方報告中，目前仍待學者解讀；近年來逾百名高齡受害者與家屬不滿當年是以黨領政鑄下的悲劇，後來卻由全民埋單賠償，而在官方出版的責任歸屬報告出爐後，以此為憑據狀告國民黨。當時領軍義務辯護律師團的顧立雄律師回憶，馬主席委任的賴素如律師，在法庭上切割黨國關係，使受難家屬敗訴三審定讞。而馬總統雖長年關切受害家屬，但其對蔣介石的功大於過評論與定期謁陵之舉，常被諸多家屬解讀為道歉僅是口惠，難以促成社會的真正和解。對台灣社會來說，這段記憶從集體噤聲到今日的眾聲喧嘩，路途何其漫長。
八○年代中期後，民間在鎮暴警察環伺下，走上街頭推動二二八平反，議題逐漸進入國人眼簾；九○年代以後，口述史的斑斑血淚發揮感染力，為日後官方平反奠基鋪路，長年隱身的受害者與家屬，則艱難嘗試現身訴說苦痛。

台灣認同啟蒙關鍵
對於不同世代的人們來說，事件也有著不同時代意義，早至白色恐怖政治犯當年如何開啟或持續抗爭之路、面對國家認同轉換的衝擊，二二八是重要的參照點；六○年代以後的留學生甚至黑名單，負笈海外才學到課本沒說的事，二二八是常被標舉成「啟蒙」關鍵；對當今許多強調台灣認同且憂慮中國傾軋者來說，二二八則銘刻著外來政權壓迫本土的歷史創傷。
但在各式公共言說中，我們遺憾地發現，似乎少了許多聲音，例如壓迫陣營，無論是少數晚年曾對此公開發言的高階將領或其後人，大多振振有詞地為己辯護，甚至興訟「維護名譽」，少見反省遑論表達歉疚與遺憾；對外省第一、二代的民眾來說，事件自平反以來被緊密連結的族群衝突印記，則可能讓他們在嘗試定位事件時，難免因經驗的隔絕而感到相對困難；至於成長在解嚴後的年輕人，二二八除代表放假與課本，很難找到自己與它的關聯。
重要的歷史時刻，往往就是當事件發生的時候，人們清楚記得自己得知事件的發生時，所面臨的人地事物時。二二八曾是個不被允許的記憶，也曾經是個無從得知的歷史經驗。在事件發生超過60年後，不僅許多經驗過事件的人早已離世，未曾經歷二二八的人，也逐漸年邁。對於今天的許多人而言，雖然不可能分享二二八發生時的經驗與記憶，但是卻可以追問自己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之下聽聞這段歷史、出於什麼原因願意深入理解或是淡漠以對。

共同思考歷史傷痛
在監督與要求政府，應在政策與制度上持續深化與二二八相關的轉型正義工作之外。這一天，或許可以成為我們共同的學習日，思考自己與二二八記憶的關係，也理解其他人對二二八感受的異同。唯有在這種持續思考與理解的過程中，我們方有可能對於戰後台灣第一個大規模國家暴力事件所造成的無數家庭的傷痛，以及在台灣社會所留下的歷史傷痕，同感共悲；也方能在同感共悲的基礎上，一同珍惜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

（本文刊登於2014年2月28日蘋果日報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