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記者出書紀念希特勒的刺客

資料來源：德國之聲中文網2013/7/21報導

當德國人回憶1944年7月20日這個歷史性的日期時，自然而然會想到施陶芬貝格，而施陶芬貝格的許多同路人卻早已消失於人們的記憶。德國綠黨政治家安倩.弗爾默與記者拉爾斯 – 布羅德凱爾一同出書紀念這些被遺忘的義勇之士。

臭名昭著的納粹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 der Nationalsozialisten）對希特勒刺客進行的審判，是是一出最醜陋的公審大戲。受希特勒之命，人民法院院長羅蘭.弗賴斯勒（Roland Freisler）不僅要毀滅被告的生命，同時還要踐踏他們的尊嚴。1944年的8月7日和8日，審判席上坐著四名被告，其中包括年紀最輕的克勞辛（Friedrich Karl Klausing）。克勞辛參與這次暗殺行動的主要動機就是為了維護自己做人的尊嚴。當然，弗賴斯勒對此不能，也無法理解。

他是誰？
審判席上的四名被告

安倩. 弗爾默（Antje Vollmer）是神學家、評論家及政治家。這位綠黨議員曾擔任聯邦議院副議長多年；拉爾斯 – 布羅德.凱爾（Lars-Broder Keil）是記者及評論家。他們兩人一同撰寫了新書《施陶芬貝格的同路人 – 無名反叛者的命運》（Stauffenbergs Gefährten. Das Schicksal der unbekannten Verschwörer）。克勞辛是書中介紹的十位主人公之一，也是本書的封面人物。

弗爾默表示："照片透露出謀反者的緊張和他們在社會中所處的孤寂氛圍，它不是一張英雄烈士圖片" 。影像中人顯得心事重重，他必須拋開猶豫，直面眼前已無退路的險阻峻嶺。弗爾默指出："對克勞辛來說這項任務特別艱巨，因他本人來自一個忠貞的納粹黨員家庭，故而必須特別遠離自己的家人" 。

共同作者凱爾補充道："總共約有兩千多人參與了7月20日暗殺希特勒的行動，但從總人口比率來看，顯得微不足道。刺客們當時已感覺到，如果發動政變，他們屬於孤立無援的少數派，大部份民眾將不會贊同他們的做法" 。

雖然如此，謀反者在全國範圍內- 從軍界到尋常百姓直至行政部門 – 組織了聯繫網絡。凱爾說，他們的目標並不僅只為了"謀殺暴君"，而是現代人所謂的要促成"政權更迭"。政變計劃有著縝密的組織結構，比如思考如何組建一個戰後文官政府。 這個文官政府將設立專門負責恢復社會秩序的文職專員。

功虧一簣

7月20日那天絕非一個魯莽的突擊行動，而是一次設想周全的總動員。作者經詳細調查所得的明確結論是："我們認為，根據計劃方案的前提條件，該次行動具有成功刺殺希特勒的極高幾率。"

但希特勒僥倖躲過施陶芬貝格埋伏在希特勒設於當時東普魯士的總部 -"狼窩"（Wolfsschanze）會議室桌下的炸彈襲擊。

杯弓蛇影的希特勒

弗爾默表示："今天許多德國人低估了希特勒刺客們的計劃方案，甚至認為他們的計劃不周，執行任務相當不專業。但這是不對的。人們必須瞭解，當時能夠近距離接觸希特勒的總共只有兩百人左右，希特勒的疑心病很重。對7月20日暗殺事件指手劃腳的人沒有清楚意識到，在納粹政權的巔峰時期存在的是一個旨在解放全國的重大政變計劃。雖然政變流產，但叛變者的計劃和堅定意志絕不容小覷。"

這本新書的原始書名叫做《十義士》（Die Zehn Gerechten），意在援引舊約聖經的故事隱喻暗殺計劃參與者與獨裁政權中的隨大流及支持者相比，僅是微不足道的極少數。

刺客遺族受冷落

弗爾默認為，新世代德國人必須知曉，納粹德國除了為政權效命的劊子手外，還存在極少數義無反顧，嘗試推翻納粹獨裁政權的反抗人士和作為他們後盾的家屬。因此他們完全有資格獲得後人的尊崇及敬佩，而非一些自以為是者的蔑視。弗爾默批評道："沒有人向刺客遺族表示悼唁，他們處於一種孤寂狀態" 。參與7月20日反抗行動的，是一群為捍衛人性尊嚴和信仰價值而孤注一擲的青年男子。凱爾稱，他們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施陶芬貝格與子女

兩位作者撰寫此書的具體目標是："給中小學生講述一個並非天縱我才的英雄故事，而是用一種奇特方式講述一個現代故事。書中人物必須為從事反抗行動而堅定意志，這令他們倍感掙扎，但他們互相鼓勵，並建立了廣大聯繫網絡" 。刺殺行動失敗後，人們才發現其網絡組織的涵蓋面之廣，以及政變計劃構想之周全。這令希特勒及其情報頭子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驚愕不置，特別是蓋世太保（die Gestapo）完全被蒙在鼓裡。這一震撼消息的影響深遠，獨裁者的魔力被化解消融。但直到希特勒的政權瓦解，人們還得再忍受十個月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