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者曼德拉：從囚徒到總統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12/6報導
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把南非從白人少數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領導者、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尊嚴與克制的國際象徵，週四離世。享年95歲。
曼德拉長期以來一直明確表示他希望悄然離世，然而他在比勒陀利亞(Pretoria)一家醫院的最後幾週卻充滿了喧囂，既有家庭成員的爭吵、新聞媒體的追逐、尋求公眾注意的政客的叫嚷，也有南非舉國上下的愛戴與痛失感的流露。民眾的守夜活動甚至讓奧巴馬總統對該國的訪問黯然失色。奧巴馬向曼德拉獻上了敬意，但決定不去打擾這位行將辭世的人，這位奧巴馬眼裡的英雄。
按照曼德拉的遺願，他將被安葬在養育他長大的庫努村(Qunu)。根據法庭裁決，他的三個已故子女的遺骸已於7月4日移葬在那裡，使一樁廣受媒體報導的家庭糾紛得以解決。
曼德拉對自由的追求，讓他從部落酋長的宮廷走出來，參加到地下解放運動中，也在監獄採石場度過許多時光，最後走進了非洲最富有國家的總統府。與許多他被視為志趣相投的成功革命家不同，他婉拒了第二個總統任期，高高興興地把權力交給了選舉出來的自己的繼任者。南非雖然仍面臨著犯罪率高、貧窮、腐敗與疾病等各種問題，但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它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也處於顯著的和平狀態。
人們最常問的有關曼德拉的一個問題是：在白人有組織地凌辱了他的人民、虐待和謀殺了他的許多朋友，並將他囚禁獄中長達27年後，他如何能如此明確地不懷怨恨。
當他終於贏得了執政的機會後，他組建的政府是不同種族和信仰的不大可能的融合體，其中囊括了許多以往壓迫過他的人。就任總統時，他邀請了一名看守過自己的白人獄警出席他的就職典禮。曼德拉克服了對前任白人總統德克勒克(F. W. de Klerk)的個人疑慮乃至厭惡，與他分享了權力與諾貝爾和平獎。
在1994年至1999年擔任總統期間，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緩和黑人選民的怨恨，同時讓白人放心他們不會遭到報復。
曼德拉之所以毫無怨恨，至少部分原因在於，他在革命家和道義異見者中屬於極其罕見的那種：他是一個能力卓越的政治家，願意在政治上作出讓步，不喜歡教條主義。
2007年，《紐約時報》為撰寫這個訃告而採訪曼德拉時曾問他，在遭受了如此野蠻的折磨後，他如何能夠抑制仇恨？他幾乎不屑一顧地回答說，仇恨攪亂人的頭腦。它妨礙戰略的制定與實施。一個領導者承擔不起仇恨的代價。
除了年輕時曾短暫地主張過黑人民族主義外，他似乎真誠地超越了撕裂南非的種族激情。曾與他共過事的一些人說，這種顯而易見的寬宏大度對他來得非常自然，因為他一直把自己看作優於迫害他的人。
在擔任南非總統的五年中，曼德拉雖然在海外仍保持著聖人的形象，他的光環卻在國內變得有些黯淡。他勉強地將南非分裂的民眾集結在一起，並努力將派系林立的解放運動轉變為一個可以信賴的政府。
一些黑人，包括在怨氣最大的黑人群眾中擁有很多追隨者的前妻溫妮·馬迪基澤拉·曼德拉(Winnie Madikizela-Mandela)，抱怨他在縮小占人口多數的貧困黑人與占人口少數的富裕白人之間的巨大差距上行動太慢。一些白人則說，他沒能控制犯罪、腐敗和任人唯親問題。一些黑人離開了政府去賺錢；一些白人則帶著資本和知識移民他國。
的確，曼德拉對執政的具體細節變得不那麼上心，將日常事務交給他的副手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後者在1999年接替他成為總統。
但是，他的國人中很少有人懷疑，如果沒有他家長式的權威和政治上的精明，南非在發展成為一個不完善的民主國家前，可能早就陷入內戰。
在離開總統職位後，曼德拉運用他的道義聲望在非洲大陸其它地方幫助締結和平，推動更多的外國投資。
一個」鬧事分子」的崛起
曼德拉在服無期徒刑期多年後受到世界注意，成為反種族隔離（apartheid，該詞在南非荷蘭語中的意思是「分開」）的象徵。它是一個以種族劃分選區的系統，由此剝奪黑人的公民地位，把他們限制在類似保留地那樣的「家園」和城鎮裡。
大約1980年左右，反種族隔離運動中最重要的組織、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流亡領導人決定，這位能言善辯的年輕律師是其運動的完美英雄，他能讓非國大反種族隔離運動變得人性化，那種制度讓80%的南非人對自己的事務沒有發言權。已經在南非國內作為解放運動聖歌的《釋放曼德拉》，成了上英國流行榜的歌曲。展示曼德拉麵孔的牌子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美國學生的集會上，學生們集會要求對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實行貿易制裁。
曼德拉在1994年出版的自傳《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中對此表達了些許驚異，他說這些人都不知道我到底是誰，就把我變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政治犯。也許是出於頑皮的幽默，他聲稱有人告訴他，當"釋放曼德拉"(Free Mandela)的海報出現在倫敦時，許多年輕的支持者以為「釋放」(Free)是他的教名。
不過在南非，以及在國外那些更瞭解南非事務的人當中，納爾遜·曼德拉已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名字。
他於1918年7月18日出生於一個只有牛、玉米和泥屋的小村莊姆維索(Mvezo)，姆維索位於當時屬於英國保護地的特蘭斯凱(Transkei)的丘陵地區。他的本名叫羅利赫拉赫拉·曼德拉(Rolihlahla Mandela)，他喜歡指出，這個名翻譯成口語就是「鬧事分子」的意思。根據他的自傳，他七歲上學時，一位老師給他取了如今這個人們都知道的英文名。他的父親葛德拉·漢瑞·孟伐肯伊斯瓦(Gadla Henry Mphakanyiswa)是科薩族分支騰布人的一個部落酋長。
納爾遜還是嬰兒時，他的父親因為不順從被一位英國地方長官剝奪了酋長地位，作為兒子的他十分情願地聲稱，他繼承了父親驕傲而固執的脾氣。
九年後，納爾遜的父親去世，他被騰布人最高酋長接收到家中，不是作為權力的繼承人，而是得以觀察權力的運作。他後來成為一個老成持重且西化的人，但他的一些最密切的朋友總是將他君王般的自信以及他偶爾表現出來的專斷行為歸結於他在一個王族家庭長大的經歷。
曼德拉似乎從來沒有懷疑過他與任何人都平等的地位。這與許多南非黑人不同，他們的信心被官方世代宣稱的白人優越論所摧毀。與曼德拉囚禁在同一監獄、屬於他身邊圈子的艾哈邁德·卡特拉達(Ahmed Kathrada)說，「關於曼德拉，你要記住的第一點是，他來自一個王族家庭。這總是給了他一種力量。」
曼德拉在自傳中回憶偷聽部落理事會沒完沒了的討論、以尋求共識的情景。他注意到，酋長的工作「就像一個牧羊人」。
「他跟在羊群的後面，」曼德拉繼續寫道，「讓腿腳最靈便的走在最前面，於是乎其他人跟上來，他們都沒有意識到他們一直被牧羊人從後面引導著。」
這後來也成為曼德拉作為領導人和總統的風格。
曼德拉一生中都與騰布部落王族家庭保持了密切關係，這個部落構成重要的特蘭斯凱(Transkei)地區的一個人口眾多、具有影響力的選區。他在那裡的背景賦予了他對南非部落政治的有益洞察力。
最重要的是，這種背景幫助他處理人口眾多的祖魯族內部致命的分裂 。這一分裂的根源在於非國大與因卡塔自由黨(Inkatha Freedom Party)之間的權力鬥爭。雖然許多非國大領導人妖魔化了因卡塔領導人曼戈蘇圖·布特萊齊(Mangosuthu Buthelezi)，曼德拉還是把他納入新的團結政府，並最終平息了暴力。
曼德拉在一次採訪中解釋說，維持祖魯民族和平的秘訣其實很簡單：布特萊齊是在祖魯王室中長大的，但他是個侄子，不在直接繼承人之列，這使得他對自己的地位有著深痛的不安全感。解決辦法就是去愛他，直到他接受你。
加入運動
在衛理教會傳教士學校和海爾堡大學(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t Hare)，曼德拉的視野開始拓寬。海爾堡大學當時是南非唯一的黑人住宿學院。曼德拉在後來的一次採訪中說，他進大學時仍視自己首先為科薩人，畢業的時候他則具備了更廣闊的非洲視野。
在海爾堡大學學習法律期間，他結識了另一位未來解放運動領導人奧利弗·坦博(Oliver Tambo)。他們兩人1940年因為一次學生抗議而被停學，之後被遣送回家，差點被開除。許多年後，曼德拉回憶起這件事來時說，出於一個次要原則而不願屈服，其實是「愚蠢」的。
回到村裡後，曼德拉發現他的家人給他選了一個新娘。他對那位女子不感興趣，對一生從事部落管理事務更加不感興趣，於是他逃離家鄉，去了黑人聚集的都市索維托(Soweto)。當時大批年輕黑人背井離鄉，到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附近的金礦工作。
在索維托，他被人介紹給了房地產商、在非國大中十分活躍的沃爾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西蘇魯在一次訪談中回憶道，他看到這個高個子、帶著貴族氣質、眼中透著自信的年輕人，立馬感到他的祈願靈驗了。
很快，曼德拉以其能贏得懷疑者信任的能力，令其他活躍分子刮目相看。西蘇魯說，「他的起點總是，『不管怎樣，我都要說服這個人』。這是他的天賦。不管接觸什麼人，不管去哪裡，他都帶著這種自信。就連他沒有充分的理由時，他也能讓自己確信他有。」
雖然從未完成法律學位，但是曼德拉與坦博開設了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師事務所。他還學習業餘拳擊，天不亮就起來去跑長訓練。又高又瘦的曼德拉還有點虛榮。他的著裝完美無暇，他對時裝的注意多年後將顯現在成為他個人標誌的優雅、鮮亮、寬鬆的非洲布衫上。
不耐煩非國大長者的看似無能，曼德拉、塔博、西蘇魯和其他不安分的激進者組織了非國大青年團。他們發表了一份宣言，其泛非洲民族主義之強烈，令他們的一些非黑人同情者感到不舒服。
非洲主義還是非種族主義：在當時的解放思考中，這是最大的分歧所在。黑人覺醒運動（其最著名的烈士是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認為，在非洲人能夠在一個多種族社會佔一席地位之前，必須首先重建他們的信心與責任感。
有一段時間，曼德拉也被這種自我滿足說所吸引。
他在自傳中寫道，「我對白人、而不是對種族主義感到憤怒。我雖然不準備把白人都扔進大海裡，但我會高興地看到他登上自己的汽輪，自願地離開非洲大陸。」
由於堅信黑人應該自己解放自己，他加入朋友的行列，衝擊了共產黨的會議，因為他把共產主義視為舶來品，不是非洲的意識形態，還有一段時間，他堅持非國大與印度人以及混種人的政治運動保持距離。
「這是那時候年輕人中通行的做法」，西蘇魯多年後說。但他說，曼德拉從來不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也不是任何一種教條的空想家。他是個行動者。
他也已經是一位大膽的自信者。
與曼德拉在非國大青年團一起工作過的喬·馬修斯（Joe Matthews，他後成為對手因卡塔運動中一個溫和的聲音）1952年曾在一次正式晚宴上聽過曼德拉講話，馬修斯預言，他將會成為自由南非的首任總統，這在當時的聽眾看來相當傲慢。
「他不是個理論家，而是個行動者，」馬修斯在接受電視記錄片節目「前線」的採訪時說。「他是個幹事的人，他是個隨時準備第一個志願去做任何危險或困難之事的人。」
成立青年團五年後，這些年輕一代的反叛者策劃從老一代人手中取得了非國大領導權。
在索維托擔任年輕律師的年代，曼德拉與年輕的護士伊芙琳·恩托科·梅思(Evelyn Ntoko Mase)結了婚，他們一共生了四個孩子，其中一個女兒只活了九個月。然而，他的政治活動，使得他與家人聚少離多。還有一個因素加劇了他們的緊張關係，那是他的妻子加入了耶和華證人會(Jehovah’s Witnesses)。這個教派禁止會員以任何方式參與政治。他們的婚姻越來越冷淡，最後突然終結。
「他說，『伊芙琳，我感到我對你不再有愛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多年後在一部記錄片訪談中回憶說。「我把孩子和房子都給你。」
之後不久，一位朋友介紹他認識了諾查莫·溫妮芙裡德·馬迪基澤拉(Nomzamo Winifred Madikizela)，一個比他小16歲、風采出眾、意志倔強的醫療社會工作者。曼德拉對她一見鍾情，在他們首次約會時就宣佈要娶她。1958年他娶了她，當時他和其他幾位反種族隔離的活動分子正因叛國罪接受馬拉松式的審判。他的第二次婚姻是一場動盪不寧的結合，他們生了兩個女兒，也在全國的矚目之下，上演了一場被迫分居、獻身、悔恨、乃至敵對的戲劇。
轉向激進
1960年，警察在一個名叫夏普維爾(Sharpeville)的小鎮槍殺了69名和平抗議者，將非暴力解放運動的耐心推至極限。一年後，曼德拉領導非國大走上了武裝反叛的新道路。
對曼德拉來說，這是個突然的轉變，因為不久前他剛宣佈，非暴力是非國大不可違背的一項原則。他後來解釋說，我們不是出於道義原則、而是出於戰略才發誓不以牙還牙；使用一個無效的武器沒有任何道義原則可言。」
以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游擊戰》為課本，曼德拉成為解放軍的首位司令。這支軍隊的人馬雜七雜八，但卻有一個顯赫的名字：「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
儘管曼德拉一生都否認，但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大約是在這時，他短暫地加入過南非共產黨，後者是非國大轉向武裝抵抗的夥伴。曼德拉加入共產黨，據信是為了利用共產黨與那些願意為暴力抵抗提供資助的共產黨國家的關係。英國歷史學家史蒂芬·艾利斯(Stephen Ellis)2011年發現的一份共產黨秘密會議記錄中，提到了曼德拉的黨員身份。他說，曼德拉「不是真正地改變了信仰；那只是一種投機行為」。
曼德拉的「武裝鬥爭」嘗試多少有點被神話了。在他作為從事驚險活動的不法之徒的那幾個月裡，媒體稱他為「黑花俠」(The Black Pimpernel)。然而，儘管他接受了游擊戰訓練，並竭力為民族之矛尋找武器來源，他卻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真正的戰鬥。非國大的武裝活動基本上僅限於埋地雷，炸電站，還偶爾有過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活動。
在南非舉行了首次自由選舉後，民族之矛承認在自己的訓練營地發生過踐踏人權的事件，其聲望因此受到損害。不過並沒有證據顯示曼德拉個人被牽連到這些事情中。
審判期間，傳奇成形
南非統治者決意要讓曼德拉及其同志們失去戰鬥力。1956年，當局以叛國罪指控逮捕了他和另外幾十名異見者。但是由於檢方的失誤，曼德拉被判無罪。之後他轉入地下。政府再次抓獲了他，指控他煽動罷工以及沒有護照而試圖出國。庭審的第一天，他穿著科薩人傳統的豹皮斗篷進入法庭，意在顯示他是一個踏入白人轄區的非洲人。曼德拉的傳奇從此得以一步成形。
那次審判的結果是，他獲刑三年，但這只是主要事件的前奏。接下來，曼德拉和另外八名非國大領導人被指控破壞並策劃推翻國家，兩項指控均為死罪。這次審判被稱為瑞佛尼亞審判(Rivonia Trial)，瑞佛尼亞是被告人策劃行動的農莊名字，當局在那裡找到了大量罪證文件，其中許多為曼德拉手書，概述暴力推翻種族隔離政權的理由與行動方案。
被告人明確知道他們將被定罪，在曼德拉的建議下，他們把庭審變成了一場道義戲劇，在世界輿論法庭上為自己辯白。他們承認組織了一支解放軍，從事了破壞活動，他們試圖為這些行動提供政治依據。在他們之間他們達成一致，即使被判絞刑，出於原則，他們將拒絕上訴。
曼德拉在法庭上發表了四個小時的開庭辯護演說。這是他畢生最慷慨陳詞的演說之一，他的授權傳記作者安東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認為，這個演說不僅確立了他作為非國大領袖的地位，而且奠定了他作為國際反種族隔離運動領導人的地位。
曼德拉描述了他從被黑人民族主義所誘惑、到熱心多種族政治的個人演化過程。他承認自己是民族之矛的指揮官，但他堅稱，只是在非暴力抵抗無效的情況下才轉向暴力的。他承認與共產黨人結盟——在那個談虎色變的冷戰時代，這是起訴方最有力的一個指控——但他將其比作丘吉爾與斯大林建立的反對希特勒的合作。
在結束語中，他陳述了自己的信念，他的這段話作為一段最精彩的雄辯留在南非的歷史上。
他在法庭上說，「我為反對白人統治而鬥爭，也為反對黑人統治而鬥爭。我懷有一個建立民主和自由社會的美好理想，在這個社會裡，人人和睦相處，機會均等。我希望為這一理想而生存，並去實現它。但是我的上天，如果需要，我也準備為這個理想獻出生命。」
國內外自由人士（聯合國大會幾乎全體一致投票）強烈要求免被告人死刑，在這種巨大壓力下，法官宣佈一人無罪，判處其他人無期徒刑。
監獄裡的教育
曼德拉鐐銬加身，被押上一艘通往羅賓島(Robben Island)監獄的渡輪時，他44歲，他獲得釋放時，將已是71歲的老人。
羅賓島位於開普敦外海七英里，周圍水域有很多鯊魚，在數百年的歷史中，那裡曾是海軍基地、精神病醫院以及麻風病隔離區，但最出名的是監獄。對曼德拉和其他犯人來說，監獄之旅開始於令人作嘔的渡輪上，看守們對著通風口往甲板下關犯人的船倉撒尿，以此尋開心。
羅賓島上的日常生活包括關禁閉、厭倦無聊，以及對犯人的卑劣侮辱，也包括常常發生的抵抗。白天，犯人們被帶到一個石灰石採石場勞動，採石塵粉堵塞了他們的淚腺。
但是在那個動盪的時代，監獄生活在某些方面反而不如外面的生活那樣艱難。對曼德拉以及許多黑人解放運動的領導人來說，羅賓島是一座大學。他們在採石場的砸石聲中悄聲對話，在牢房之間傳遞密密麻麻地寫在紙條上的辯論，這些犯人們討論的話題無所不及，從馬克思主義到割包皮。
曼德拉學會了白人統治者使用的南非荷蘭語(Afrikaans)，還督促其他獄友也來學。
他磨練了自己作為領導者、談判者和勸導者的技能。不僅在犯人不同的派系當中，而且在一些白人獄官眼裡，他的魅力和他鐵一般的意志都不可抗拒。他說監獄經歷教會了他當總統所需要的戰術和戰略。
幾乎從剛到監獄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某種帶頭人。他的律師喬治·比佐斯(George Bizos)第一次去探監時，曼德拉跟他打完招呼後，出乎看守們的意料，他接著向比佐斯介紹了八名看守的名字，稱他們是他的「儀仗隊」。沒過多久，監獄當局就開始把他當作監獄元老來對待。
他在羅賓島坐牢期間，新一代的政治犯也被關到了那裡，他們曾是全國學生起義中不屈服的抗爭者。他們一開始時不服前輩政治犯的權威，但逐漸接受了前輩們的指導。曼德拉許多年後回憶起那些衝動的年輕人時還帶著幾分惱火：
「你問他們，『你們要幹什麼？』他們說，『我們要攻擊和摧毀他們！』我說，『好吧，你考慮了與他們、你的敵人的力量對比嗎？』他們說，『沒有！我們攻擊就是了！』」
也許因為曼德拉深受崇敬的原因，當局無緣無故地專門折磨他。獄守把新聞剪報塞進他的牢房，讓他知道她妻子如何是一樁離婚案中所提及的第三者，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被內部流放到離約翰內斯堡250英里一個荒涼的黑人小城後，如何遭受苦難。
當局不許他出席他母親和他長子的葬禮。後者在曼德拉坐牢期間死於車禍。
朋友們說，他的經歷錘煉了他的自我控制，讓他越發把感情埋得更深，說話時總是使用解放運動習慣的代詞「我們」。
儘管如此，曼德拉說，他認為在自己的非種族視野的形成過程中，監獄經歷是一個主要因素。他說，監獄讓他接觸到有同情心的白人看守，他們為他偷偷帶來報紙和額外的給養；也讓他接觸到南非國民政府內的溫和人士，他們主動來找曼德拉希望展開對話；這些都弱化了他任何報仇的願望。最重要的是，監獄把他培養成了一位談判大師。
談判開始
與白人政府開始談判的決定是曼德拉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他沒有與他的同志們商量就一人作了主，因為他知道會遭到他們的反對。
他回憶說，「我的同志們沒有像我那樣與到這裡來的政府要人、法官、司法部長、監獄總監接觸過，我也是經過了一個過程才克服了對他們的偏見。所以我決定生米做成熟飯後再告訴我的同志們。」
曼德拉先是向司法部長科比·庫切(Kobie Coetsee)示好，又拜會了波塔(P.W. Botha)總統，之後，他於1986年開始了持續多年的關於南非未來的談判。令人稱奇的是，他們在接觸中極少有怨恨，而是相互表示尊重。後來，當曼德拉成為總統後，他總是很高興地向來訪者顯示波塔總統親自給他倒茶的地方。
曼德拉要求政府釋放沃爾特·西蘇魯以及其他瑞佛尼亞審判的被告人，作為政府良好意願的展示。波塔的繼任德克勒克總統照辦了。
在他被囚的最後幾個月，隨著談判越來越有起色，他被轉到了開普敦外的維克托韋斯特監獄(Victor Verster Prison)，在那裡，政府可以更方便地與他見面，並監視他的健康狀況。（他在獄中做過前列腺手術，得過肺病，政府非常害怕如果他在囚禁期間逝世會帶來的巨大反響。）他住在獄長的小樓裡，那裡有游泳池、花園、廚師和一台錄像機。政府還專門為他定做了一套西服，好與政要們見面。
（獲釋後，他照著獄長房子的樣子，在他的祖籍村莊附近修了一座度假磚屋。他解釋說，這完全是出於實用的考慮：他習慣了那座房子的房間佈局，晚上可以摸黑找到洗手間而不被絆倒。）
曼德拉在非國大的盟友一得知這些談判，他們馬上的反應就是覺得可疑，他們的擔心並未因政府允許他們在獄長的房子裡與曼德拉見面而得到緩解。
曾經同被關在羅賓島監獄的學生反叛者托基奧·塞克斯韋爾(Tokyo Sexwale)後來在「前線」節目的訪談中回憶了與曼德拉在那座舒適的房子裡見面的情形。曼德拉帶他們參觀了房子，指給他們看電視機和微波爐。塞克斯韋爾說，「當時我想，『我覺得你出賣了自己。』」
曼德拉請他的來客們在桌子邊坐下，耐心地解釋了他的看法。他認為，敵人已經在道義上和政治上被擊敗了，他們除了軍隊一無所有，無法治理南非。他說，他的戰略是給白人統治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機會，讓他們有序地退出。他在準備與剛剛接替波塔的德克勒克總統見面。
獲釋回到一個變了的世界
1990年2月，曼德拉在妻子的陪同下走出監獄，回到了已變得陌生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對他則瞭解得更少。非國大內部產生了分裂，出現了幾個派系：前政治犯，那些為勞工工會的合法工作度過多年抗爭的人，以及那些在外國首都生活多年的流亡者。白人政府也分裂了，一些人致力於談判產生一個真實的新秩序，另一些人則挑撥派系暴力，希望借此癱瘓黑人政治領導層。
接下來的四年裡，曼德拉從事了艱苦的談判，不僅與白人政府談判，而且還要與自己的那些相互不和的盟友們談判。
不過他首先在世界各地巡迴訪問了一圈，包括對美國八個城市的訪問，訪問從紐約開始，他乘坐的車隊駛過時，受到狂熱人群的歡迎。
反種族隔離運動與美國政府有著複雜的關係。美國透過與共產黨冷戰的視角看待南非，同時將該國視為一個重要的鈾來源地。直到1980年代末，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其分析中仍將非國大視為共產黨支配下的組織。有未經證實、但也未經排除的指控說，中央情報局特工為逮捕曼德拉的警察提供了線索。
國會1986年順應民意，通過了限制在南非投資的經濟制裁法，並推翻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總統對該法的否決。即使在美國民眾熱烈歡迎曼德拉的同時，有些官員仍對他懷有疑慮，一來因為他對經濟制裁的堅持，再來因為他對各色解放人物如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上校以及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推崇。
曼德拉在監獄受折磨期間，南非興起了旨在使國家無法治理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它最積極的參與者不是別人，正是溫妮·曼德拉。
磕磕畔畔的婚姻
丈夫被關進監獄時，曼德拉夫婦已經有了兩個女兒，但很少有時間享受家庭生活。在他們婚姻的大部分時間，他們都是通過監獄探視間厚厚的玻璃隔牆見面。在他被關押的21年期間，他們從未觸摸過對方。
然而，她是曼德拉對世界說話的一個喇叭，是他瞭解朋友和同志的信息的來源。她通過走訪她的記者詮釋他的觀點。她受到了警察的折磨和關押，她和兩個孩子被流放到一個荒涼偏僻的黑人小鎮布蘭特福德(Brantford)。在那裡，她不放過任何一個挑戰施害者的機會。
1984年她被釋放到風起云湧的索維托時，已經成為一個煽情的鼓動者。此時的她身穿咔嘰布軍裝和高靴，言辭激烈，她因支持對敵人使用「火項鏈」(necklacing)酷刑而聲名狼藉，「火項鏈」指的是把汽油浸泡的輪胎套在人身上，然後將其點燃。她身邊圍繞著一群年輕歹徒，他們恐嚇、綁架和殺害那些她認為對事業持敵對態度的黑人。
朋友們說，把事業置於家庭之上的選擇，常常令曼德拉充滿自責，正因為如此，在人們早就廣泛知道溫妮·曼德拉進行恐怖統治，並涉嫌參與綁架和殺害小鎮年輕活動人士後，而且在他們的婚姻早就名存實亡後，曼德拉仍然拒絕對她作任何批評。
作為總統，他順從溫妮·曼德拉在大眾中享有的知名度，任命她擔任科技文化部副部長。她在那個職位上陷入多起財政醜聞，並且越來越多地挑戰政府，經常指責其姑息白人。1995年，曼德拉終於到法院申請離婚，在經歷了一場揪心的公開聽證後，於次年獲准離婚。
之後，曼德拉與莫桑比克(Mozambique)前總統的遺孀、人道主義活動人士格拉薩·馬謝爾(Graça Machel)在公眾矚目下戀愛。他們在曼德拉80歲生日時結婚。他身後的家人除格拉薩外，還有溫妮·曼德拉的兩個女兒岑娜妮(Zenani)和珍德茲斯瓦(Zindziswa)，第一個妻子生的女兒瑪卡茲維(Makaziwe)，17個孫子輩後代和14個曾孫輩後代。
多數人執政的政治交易
曼德拉獲釋兩年後，黑人領導者與白人領導者在約翰內斯堡郊外的一個會議中心舉行談判。這些談判導致了白人統治的結束，雖然過程並非完全順利。談判場外，南非的黑人極端分子和白人極端分子都使用了暴力，試圖讓談判結果對自己一方更有利。曼德拉和白人總統德克勒克通過爭論和策略，完成了一場和平的權力過渡。
德克勒克是一個高傲、不隨和、煙不離手的實用主義者，曼德拉從來沒能喜歡他，也不完全信任他，但在與德克勒克的關係中，他明白雙方的共同需要。談判進行了兩年後，兩人分享了諾貝爾和平獎，1993年他們在奧斯陸共同出席領獎儀式，也未免被憤怒和揭短行為所玷污。曼德拉成為總統、德克勒克成為副總統一年後，曼德拉在一次談話中說，他仍然懷疑德克勒克與謀殺了無數黑人的警察和軍隊，也就是所謂的「第三勢力」有串通，該流氓勢力反對黑人統治。
最終，曼德拉和由前勞工領導人、深諳政治的西里爾·拉馬弗薩(Cyril Ramaphosa)領導的談判組與政府達成了一項重大的政治交易，保證了自由選舉，同時交換條件，承諾了讓反對黨派分享一部分權力、並保證不會對白人進行報復。
接下來的總統競選活動有時似乎有滑向全國大亂的危險。祖魯人的派系之爭導致數百人死亡，白人極端分子在競選集會上引爆炸彈，並暗殺了受歡迎程度僅次於曼德拉的黑人領袖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
但是，黑人城鎮到處洋溢著的激動足以抵消恐懼。戴著助聽器、穿著矯形襪的曼德拉競選期間每天奔走12個小時，鼓舞著那些擠滿了塵土飛揚的足球場的人群，令那些聚在樓頂上高唱解放歌曲的支持者歡呼雀。
1994年4月選舉期間，在有些地方，選民為投票排隊長達數英里。非國大贏得了62%的選票，贏得了議會全國大會400個席位中的252席，確保了作為黨領導人的曼德拉在議會召開時被命名為總統。
曼德拉當年5月10日宣誓成為總統，他在就職演說中講到共同的愛國主義，呼喚南非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同喜共慶，並為南非成為一個不再受國際社會譴責的國家而一起感到欣慰。
他宣佈，「這片美麗的土地永遠、永遠、永遠再不會經歷人對人的壓迫，以及遭全球唾棄的屈辱。」
之後，南非空軍九架幻影戰鬥機拖著五彩噴氣從空中飛過，在比勒陀利亞政府樓前的草坪上出席就職儀式的五萬人群歡聲雷動。「南非空軍萬歲！萬歲！」（這些飛機原是買來防止象曼德拉這樣的人取得政權的。）
作為總統的限制
作為總統，曼德拉立下了不拘一格、多種族和睦的風格。他大部分時候住在約翰內斯堡一座簡樸的房子裡，他每天自己整理床鋪。來訪的外國政要在他家做客時，他喜歡請他們與服侍茶水的女侍握手。
然而，他與富有的資本家、礦業大亨、零售商、發展商的關係也很隨便，甚至粗心大意，他覺得這些人的繼續投資對南非經濟來說至關重要。選舉前，他去找了20位企業家，請求他們每個人至少捐一百萬南非蘭特（按當時的匯率相當於$275,000美元），用於發展他的黨，並作為競選活動經費。任職期間，他一點都不避諱接他們的電話，後來當一些工會罷工反對他的一些大捐助者時，他很不高興。他喜歡與極為有錢的人交往，喜歡與那些現在圍在他身邊向他致意的演藝界名人打交道。
與此同時，他堅持認為，黑人多數派不應該指望馬上得到物質上的滿足。他曾在某個場合告訴工會領導人要「勒緊褲帶」，接受低薪，以便吸引投資。第二天接受採訪時，他對自己無耐心盟友們表示驚訝，他說，「我們必須從抵抗運動狀態過渡到建設狀態。」
曼德拉展示了他大姿態和解的天才。不過，他的有些嘗試，比如組織非國大知名女士與種族隔離時期白人官員的妻子們舉行茶敘，則相當尷尬。
其它的嘗試則非常成功。在南非，不管是那個種族，很少有人不記得1995年6月南非英式橄欖球隊在世界盃決賽中擊敗新西蘭奪冠的情景。2009年拍的電影《永不言敗》(Invictus)以戲劇形式記錄了那個時刻。英式橄欖球長期以來一直是白人至上的一個象徵，比賽結束後，曼德拉穿著球隊的綠色球衣走進球場，八萬名球迷，絕大多數為南非白人，爆發出「納爾-遜！納爾-遜！」的呼聲。
曼德拉為了團結而進行妥協的直覺再清楚不過地顯現在1995年建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上。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在清算南非歷史的過程中平衡正義與寬恕。委員會給任何對在種族隔離期間的罪行全盤作證的人提供個人赦免。
到頭來，這個過程既沒能獲得完全的真相（白人官員和非國大領導人都閃爍其詞），也沒能達成徹底和解（許多黑人瞭解到更多情況後，越發憤怒了）。但總的來說還算成功，它給了那些親人被埋於秘密墳墓的南非人一個明訴哀痛的機會，同時避免了無窮無盡審判的上演。
然而，不管曼德拉如何靠鼓動、象徵主義，以及君王般的魅力來激發自己的選民們高尚善良的一面，他也難以彌合白人特權與黑人貧困之間的鴻溝。
曼德拉打造了讓南非人獲得自由這一奇蹟，也許再期望他創造出廣泛繁榮的奇蹟，恐怕過求了。他任期期間制定的住房、教育與就業等目標本來就不高，但他只取得了不大的進展。
他嘗試將警察從白人至上的統治工具轉變為一支有效的打擊犯罪的隊伍，但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多數統治前就已存在的）腐敗與任人唯親更加猖獗。儘管曼德拉受到全世界的景仰，外國投資卻對南非保持了距離，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末的全球經濟過熱讓新興市場看起來比以前想像的更為危險之後。
種族隔閡被和平過渡的欣喜與曼德拉的道義權威一時控制住了，但後來隨著縮小收入差距的最終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表現出來。
南非記者馬克·葛維瑟(Mark Gevisser)在2007年發表的曼德拉繼任者塔博·姆貝基總統的傳記中寫道，「曼德拉1994年至1999年總統任期內留給後人的最重要的政治遺產，是建立了一個由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法案保護的法治國家，而且人們早先預言的、南非的種族與民族暴力衝突沒有發生。僅這些成就本身就保證了曼德拉的神聖地位。然而，他更多地是一個解放者和國家締造者，而不是一個管理者。」
此外，曼德拉還給他的國家留下一個基本上是一黨執政的體系，執政者對官員腐敗的指控抱著官官相護的態度，不喜歡媒體的批評，把反對黨派差不多當叛國者對待。不管是自由派的還是保守派的對手，都沒有能夠成功地組織起能有效抗衡非國大的反對派。
曼德拉本人總是遵從黨的意願，比如在繼任總統人選上。在黨的得意人選姆貝基繼任總統後，曼德拉透露說他其實更喜歡比較年輕的拉馬弗薩，即前礦工工會領導人、新憲法的談判者。姆貝基知道自己不是意中人，因此心懷怨恨，在擔任總統期間，經常對曼德拉有微詞。
曼德拉大部分時候避免直接批評他的繼任，但是當姆貝基表現出對批評不寬容以及他的陰謀論世界觀時，曼德拉的失望溢於言表。當姆貝基質疑艾滋病病因的主流醫學解釋、壓制有助於遏制傳染病快速蔓延的公共討論時，曼德拉公開發表言論，指出安全性行為與便宜藥物的必要。當他的大兒子馬克賈托(Makgatho)2005年去世時，曼德拉把家庭成員召集到一起，公開透露他的死因是艾滋病。
在2007年的一次訪談中，曼德拉公開嘲諷姆貝基的領導能力，不過當時他要求這些話在他死前不發表。他說，非國大之所以是一個成功的運動和成功的政黨，歸因於它從許多不同的群體中汲取集體智慧。
「如今在姆貝基的領導下，非國大變得相當集權化，他自行決策很多事情」，曼德拉宣稱，「我們從來都不喜歡那樣。」
姆貝基則覺得，在曼德拉的陰影下治理國家是極大的痛苦。他感到他的前任留給了他一手幾乎無法打的牌，首先曼德拉鼓勵人們相信南非的解放是一位偉大黑人的魔術，其次他強調與白人當權者的和解，因此沒做多少事去解救貧困的黑人多數人口。
在葛維瑟傳記裡的一次訪談中，姆貝基嘲笑曼德拉靠魅力和聲望統治，說他很少留意治國的技術細節。
「馬迪巴(Madiba)對政府事務一點都不關心，」姆貝基說道，「我們其他人則必須去關心，因為總得有人去關心。」（馬迪巴是曼德拉的家族暱稱。）
作為一位前總統，曼德拉利用自己的魅力，支持非洲大陸的一系列事業，在幾場戰爭中參與和談，協助他的妻子格拉薩為兒童救助組織募捐。
2010年，體育世界的另一樁和平盛事世界盃足球賽在南非舉行，曼德拉為南非贏得主辦權立下了巨大功勞。但對曼德拉本人來說，這個令人自豪的盛事帶給了他心碎的哀傷，他13歲的孫女岑娜妮(Zenani)開幕日當天從慶祝音樂會回家的路上死於車禍。世界盃賽首次來到非洲，曼德拉功不可沒，但他卻取消了出席開幕式的計劃。
那時他的聽力與記憶力已十分糟糕，他已經基本上退出公眾辯論，回絕幾乎所有的訪談請求，在諸如伊拉克戰爭等問題上只發表預先準備好的公開聲明。（他強烈反對伊拉克戰爭。）
2007年他接受一位記者的採訪時，他的助手們已經就他的後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包括他將被安葬在哪裡，以及應該如何舉辦紀念活動等。曼德拉堅持把他的安葬事宜交給他的遺孀，而且儘量從簡。但他的追隨者卻另有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