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旺達大屠殺本可避免？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4/17報導
20年前的這個週六，聯合國(United Nations)駐盧旺達維和部隊的指揮官給他在紐約的長官寫了一封加密電文，這份電文便是人們後來所知的「種族滅絕傳真」。羅密歐·達萊雷准將(Brig. Gen. Roméo Dallaire)援引一個支持軍政府的民兵組織的「高層教官」提供的內部信息說，要小心「反圖西人的種族滅絕」陰謀。
人們紛紛譴責稱，正是由於聯合國官員拒絕批准這名將軍搜查可疑武器存放點的計劃，才為二戰大屠殺後最嚴重的種族滅絕事件鋪平了道路。但是，遞交給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的證據——有些證據仍屬機密——表明，事情遠比人們所說的更隱晦、更複雜。
達萊雷准將只知道那位神秘的洩密者被稱作「讓-皮埃」(Jean-Pierre)，關於此人的新信息告訴人們，歷史可能要花很長時間才會暴露自己的秘密。有些能夠揭露盧旺達大屠殺未解之謎的重要材料仍屬機密。
目前，人們普遍認為，國際社會在保護盧旺達人民方面非常失敗。但是即便20年後，還是有很多地方有待瞭解。雖然新的證據並不能將聯合國和西方政府未能及時採取行動的過錯一筆勾銷，但是讓-皮埃的故事表明，對於中非共和國或南蘇丹等國家所披露出的危機，那些試圖理解前因後果的人仍然要面對很多挑戰。
1994年4月6日，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乘坐的飛機被擊落，該事件成了盧旺達大屠殺的直接導火索。在接下來的100多天裡，胡圖(Hutu)激進組織殺害了至少50萬圖西少數民族以及數萬名胡圖「溫和派」。這些屠殺發生的背景是一場戰爭——圖西人領導的叛亂組織從鄰國烏干達對盧旺達發動了侵略，於是胡圖人佔主導的政府便與圖西人陷入了勢不兩立的局面。
究竟這場屠殺是否因為經過策劃而具有可預見性，學者、政治人士和律師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種族滅絕傳真」一直是這場爭論的關鍵內容。關於讓-皮埃與達萊雷准將合作的動機、他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以及在聯合國拒絕他的庇護請求後他的命運如何，都存在很多爭議。
現在，我們對讓-皮埃·阿布巴卡爾·圖拉欣澤(Jean-Pierre Abubakar Turatsinze)有了更多瞭解（他的全名由國際刑事法庭提供）。他擁有一半胡圖血統和一半圖西血統，在盧旺達因為政治和種族而產生分歧的兩派，和他都有關聯。雖然事實證明，他對胡圖激進組織屠殺圖西人的預測具有驚人的準確性，但他也在一些關鍵點上誤導了聯合國維和人員。
2003年，法院調查人員對他的妻子進行了問訊，並瞭解了關於他的背景以及最終命運的一些重要細節。這些內容從未正式公佈過，但現已公開。1990年他結婚的那年，他在給一名盧旺達高官當司機。反對派的入侵帶來了騷動，讓-皮埃則利用他的關係成了聯攻派民兵(Interahamwe)組織的協調人。聯攻派民兵組織最重要的目標就是保衛胡圖人佔主導的軍政府。
他與圖西人結合，本身又是圖西人與胡圖人婚姻的結果；令人驚奇的是，這個事實似乎並沒有影響他在聯攻派民兵組織的晉陞，至少在1993年以前是這樣。這段時間，他曾告訴妻子他可能會殺了她，因為執政黨正在計劃開展「大屠殺」。她告訴調查者，「因為我是圖西人，他的母親也是圖西人，我馬上明白這意味著大屠殺應該是針對圖西人的。」
1994年1月，讓-皮埃告訴達萊雷准將的助手，有人指示他對住在基加利(Kigali)的「所有圖西人」進行登記，這明顯是為「種族滅絕」準備的。他還說，盧旺達軍隊一直在為聯攻派民兵組織提供武器，並指出了幾處武器存放處，其中一個位於執政黨的總部。聯攻派民兵組織在大屠殺中殺害了許多人。
駐阿魯沙國際法庭發現，盧旺達軍隊向聯攻派民兵組織輸送了許多武器，而且還在為武裝人員提供軍事訓練。但是，法庭的法官並不認為前述訓練的目的是像讓-皮埃所說的那樣，要將圖西人「趕盡殺絕」，而是為了防備由圖西人領導的盧旺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簡稱RPF），因為雙方衝突出現進一步升級。他們認為，聯攻派民兵組織起草了「反對政府嫌疑人」的名單，但是這樣的名單「並非完全是按照種族擬定的」。
遞交給法庭的證據顯示，讓-皮埃之所以向聯合國尋求保護，或許還存在其他原因。由於政黨領導人懷疑他曾偷偷向布隆迪的反對派銷售武器，他與領導人發生了衝突。有些目擊者認為，他或許是盧旺達愛國陣線派來潛入聯攻派民兵組織的特工。
1994年1月，雖然沒有可靠證據能夠證明他是RPF特工，但是我們清楚，他與一些反對派政黨有關聯，而這些政黨和圖西人領導的反叛組織是結盟的。根據聯合國電文，一個名叫福斯坦·圖瓦吉拉蒙古(Faustin Twagiramungu)的胡圖反對派領袖曾作為讓-皮埃的信使，向達萊雷准將傳達信息。這些聯繫促使法國和比利時分析人士懷疑，讓-皮埃可能在傳播「虛假信息」。
達萊雷准將在2003年的回憶錄《與惡魔握手》(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中提出，他的這位線人可能「就是向聯攻派民兵組織投誠了，對我們的躊躇和低效率感到憤怒和失望，然後便加入了屠殺」。讓-皮埃在1994年1月的最後見面中告訴將軍的助手，他打算前往澤爾(Zaire)去參加「突擊隊訓練」。
但是據他妻子講述，他後來去坦桑尼亞加入了RPF。3月末，也就是總統遭到暗殺的兩週前，他搬到了反對派在北盧旺達的包圍區，據稱他在那裡時，「與RPF的高級成員關係友好」。1994年末，盧旺達由圖西人領導的新政府的一名大臣通知讓-皮埃的家人，讓-皮埃已經「陣亡」。
他是怎麼死的，目前仍然是個謎。他的妻子告訴調查人員，「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死的，死於哪裡。」她甚至無法確定他「已經死亡」。
達萊雷准將告訴法庭，發送關於種族屠殺的傳真時，他完全是在按「直覺」行事；1994年，又有一系列警告傳到紐約，但這些消息不是遭到否認就是被忽視了。他覺得維和部隊必須重新建立威信。但是，他的那些在紐約的上司認為，只有當地指揮官的直覺是不夠的，還需要其他東西來證明有採取攻擊性行動的必要。
新發佈的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記錄顯示，聯合國官員已經告訴美國、比利時和法國即將出現危機，但是克林頓政府絲毫沒有重演1993年10月索馬里「黑鷹墜落」(Black Hawk Down)那種災難的熱情。如果要使高層決策者變得不那麼被動，還需要更有說服力的情報。
「讓-皮埃」透露的消息引起了人們的好奇，也說明還有許多關於盧旺達大屠殺的消息需要我們去瞭解。有些記錄能夠說明這場屠殺是否原本能被阻止，但這些材料仍作為機密保存在華盛頓、紐約、巴黎、布魯塞爾、日內瓦、阿魯沙和基加利——雖然各國領導人承諾要對這場悲劇進行全面調查，但是公眾仍無法獲知相關訊息。為了從歷史中獲取正確的教訓，我們首先必須落實所有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