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紅色高棉歷史文獻湮沒無聞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8/28報導

本月早些時候，聯合國在柬埔寨協助設立的一家法庭，對農謝(Nuon Chea)和喬森潘(Khieu Samphan)做出了遲到已久的判決，基於的是他們在紅色高棉(Khmer Rouge)政權1975年至1979年的浩劫中所扮演的角色。農謝當時是共產黨中央副書記，喬森潘則是紅色高棉政權的國家主席，兩人因危害人類罪被判處終身監禁。

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這個判決似乎太輕、太遲，代價也太高了。自從八年前紅色高棉特別法庭開始運行以來，已經花費了逾2億美元（約合12.3億元人民幣），但是在所有起訴的案件中，這個官方稱作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的機構，只對其中的一小部分作出了判決。然而判決的拖延是因為在程序上給予了被告應有的廣泛保障，也是因為案件的複雜性——案情是紐倫堡審判以來最為複雜的一次。而且等待是值得的，尤其是因為特別法庭已經搜集了大量非同尋常的檔案和證詞。

這個數據庫對紅色高棉時代的現有學術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現在有理由擔心，特別法庭的使命完成之後，這些資料不會對研究人員開放。鑒於柬埔寨政府對於自己與波爾布特(Pol Pot)政權的聯繫感到不安，這些異常重要的檔案可能會遭到刪減，或者被近乎永久地封存。

從紅色高棉政權1979年倒台，到特別法庭設立，歷史學者搜集了翔實的證據呈現當時的災禍。1995年之後，最初由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建立的獨立研究機構柬埔寨文獻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搜羅了數萬份紅色過去不為人知的紅色高棉政權內部文件，此外還有與受害者和紅色高棉幹部進行的數千次訪談。（我本人曾是柬埔寨文獻中心的主任。）

隨後這些資料被提供給了特別法庭。世界各地的學者也分享了筆記和採訪。之後，法庭本身也向柬埔寨各地派出了調查人員，努力查清現有記錄中存在混淆的細節，從而搜集了超過1000份訪談。另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是將近3900名受害者的證詞，他們作為民事當事人參與了案件的審理。紅色高棉特別法庭的這種安排，使它在國際刑事法院和國際-國內合作的刑事法院中獨樹一幟。此外，其他受害者也提交了數千份訴狀。

所有這些證據都集中到了一個複雜的電子數據庫里。數據庫中現在包含了超過100萬頁信息、數千張照片，以及數百段影像和錄音。這些資料便於檢索，有利於參與案件審理的各方將相關的史實聯繫起來，克服此前研究人員在這方面遭遇的困難，這樣一來就可以對紅色高棉政權有更細緻的了解。

從2006年到2012年，我曾擔任檢方調查人員。我們的辦公室使用了所有這些信息，對紅色高棉異常隱秘的組織結構建立了一個詳盡的模型，從中央到地方，從部門到區域再到公社。我們編製了逾1000份組織結構圖，展示政治、軍事和政府機關的人員安排。這些成果讓我們前所未有地深入了解到了，整個國家的組織結構里，各個層級之間的指令鏈條，而且也形象地顯示出，一輪輪內部清洗席捲整個紅色高棉的過程。

這樣的交叉對照幫助證實了農謝和喬森潘遭到的指控，比如紅色高棉在1975年4月17日佔領首都金邊，隨後強行清空了該城的200萬居民時犯下的一些罪行。紅色高棉在主要出城道路上設置了盤查點，大批經過那裡的民眾講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根據數以百計的這種敘述，審判法官在最近的裁決中得出結論：紅色高棉1975年推翻了前政權後，該政權官員遭到的殺戮並非一些不守紀律的士兵做出的孤立行為，而是根據紅色高棉的中央部署，有組織有計劃開展的行動。

從特別法庭的檔案中，可以得出更多的聯繫，其中一些直接關係到在下階段的審判中，可以考慮對紅色高棉領導人提起哪些罪名的指控。在這部分內容中，包括了強迫婚姻等指控。在搜集紅色高棉政權時期的性犯罪證據方面，幾家非政府組織已經進行了一些開創性的工作。然而，正是特別法庭搜羅的民事當事人訴狀和受害者控訴，清楚顯示了紅色高棉的強迫結婚和圓房政策導致了多麼頻繁的強姦犯罪。

此外還有一些資料，雖然與這些領導人的審判沒有直接聯繫，但對於理解紅色高棉政權和柬埔寨當代狀況而言，卻具有很高的價值。例如，紅色高棉最高決策機構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以及軍方領導層和部門指揮官之間的電報，揭示了中國在軍事物資、後勤和人員上，為紅色高棉提供了規模驚人的援助。特別法庭檔案中還包含大量信息，顯示了在紅色高棉政權的領導下，人們所說的「東區」(Eastern Zone)是如何運作的。柬埔寨現政府的一些高級領導人就來自東區。

但是，這些問題存在爭議。自從1979年年初紅色高棉垮台以來，柬埔寨就一直是現任首相洪森(Hun Sen)所在的執政黨在掌權。對於它和波爾布特政權的確切聯繫，該黨一直很敏感。一些資深黨員出版自傳，聲稱自己直至1970年才投身紅色高棉運動，而且只是為了響應前國王的號召，團結起來對抗剛剛推翻他的軍事獨裁者——這和特別法庭檔案的內容相矛盾。而且，在2009年，該黨的一些領導人——當時的國民議會主席、財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對特別法庭在調查中進行的傳訊不予理睬。

由於執政黨對這類問題很敏感，所以特別法庭的檔案面臨被篡改或者在工作完成後遭到封存的風險。而且聯合國、法院的捐助方和柬埔寨政府已經達成協議，審判結束後，特別法庭的數據庫應該留在柬埔寨，由該國政府控制，因此這樣的風險更是大大增加。

聯合國和捐助方必須說服柬埔寨政府，確保特別法庭的檔案毫無保留地對歷史學者開放。否則不僅會浪費特別法庭的心血，而且也會給這些歷史文獻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