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音綿綿—蔡德本與《蕃薯仔哀歌》裡的嘉義朴子左翼青年身影
作者：曾建元
朴子位於朴子溪入海口，古代往來臺灣海峽的舟船，可以直抵朴子，再由朴子以陸路向嘉義運輸人貨，日治時期，臺灣糖業在朴子和嘉義建有五分車鐵路，位居嘉義縣水陸輻輳交點的地理優勢，使朴子曾經是一個繁華的港市。這個繁華的港市，並不是一個紙醉金迷的地方，相反地，朴子人重視子弟教育，毫不吝惜於教育投資，以致造就出朴子文風薈萃、人才輩出的特殊景觀。隨著海岸的上升、河港的淤積，朴子逐漸失去了原來的風華，儘管如此，朴子人仍然節衣縮食，致力於栽培下一代，朴子乃成為日治末期與臺灣光復初期高等教育人才最為集中的少數幾個地區之一。
殖民地的知識青年，往往比一般人對於外來政權無所不在的制度性歧視，擁有更多的理性批判能力，以及感性的浪漫主義悲懷。在臺灣光復前後就讀於大專的知識青年，因為有機會脫離被殖民者的地位，毋寧更激發出他們對於屬於自己的理想國家夢想追求的熱情。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接收臺灣的兩個月內，臺灣在無政府的狀態下，居然有大中學生組織臺灣學生聯盟及各分部協助各地治安，以及實施學生自治，社會秩序井然有條理，你可以想像那些學生參與臺灣社會重建和準備迎接祖國重光時的昂揚和感動。
蔡德本是我國著名的英語教育家，長期在臺灣省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任教，也因此定居在臺南市，他被喻為我國臺語劇運先驅，可是，他活躍於臺語戲劇運動的時期，僅止於他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就讀的階段，此後即因受到白色恐怖政治迫害，而從此退出江湖。然而儘管參與的時間維持不久，這也足以讓他在臺灣的歷史上不朽了。
蔡德本一九二五年生於朴子，少年時代即隨長兄蔡德馨負笈日本，他熱愛文藝，獨鍾於戲劇，在東京充分受到小山內董領導的日本寫實主義新劇運動的洗禮，廣泛接觸各種近代戲劇。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劇場運動係由挪威的易卜生（Henrik Ibsen）開創先河，寫實主義一方面是西方科學實證主義的產物，強調認知的客觀性，因而力求戲劇對於現實的真實反映，另一方面又受到民主主義的影響，對於普羅大眾充滿同情，因而強烈批判階級專制社會的種種現象，而有「社會問題劇」的提出。易卜生之後，又有俄羅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引領風騷，在表演理論上主張「體驗基礎上的再體現」，演員應該以真誠的態度來表現演技的真實感。而當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領導俄國共產黨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後，馬克思（Karl Marx ）主義思潮乃更襲捲全球，成為受壓迫者共同反抗行動的聖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亦淵源自科學實證主義，而將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進化論視為人類歷史的規律，認為資本主義的下一個歷史階段為致力於實現人人平等自由的社會主義，而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就是由進步知識份子和工農無產階級大眾有機組成的共產黨。在這種時代氛圍下，帶有社會問題劇性格的寫實劇場，當然成為風靡一時、新潮而流行的戲劇了。一九一八年北京《新青年》雜誌推出《易卜生專號》，傅斯年在當期〈再論戲劇改良〉一文中即提出：「劇本的材料，應當在現在社會裡取出」，這是中國寫實主義戲劇的一響驚雷。傅斯年則在戰後來臺出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蔡德本一九四四年中學畢業後返臺於朴子東國民學校任代用教員，適值太平洋戰爭期間，人心惶惶，東石郡守新田定雄則組織了郡役所職員成立藝能奉公團在東石郡內巡迴演出音樂和戲劇，蔡德本參與了東石郡的戲劇活動，也在學校裡推動劇場，以撫慰民心。新田定雄早就預見日本必定戰敗，所以寄情於他所喜愛的表演藝術，而東石郡特別是朴子街的老百姓們，更是百看不厭，而在潛移默化中成為音樂和戲劇表演的忠實觀眾。這種戰爭中集體解離的社會現象，乃為戰後以朴子為中心的學生臺語新劇運動提供豐美的沃土。
日本戰敗以後，蔡德本和小學同窗張璧坤、鄭文峰等參與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從事公共服務，一九四六年與張璧坤考進國立台灣大學先修班，不久又考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英國語文學系就讀，投靠任教於臺北市立建國中學的長兄蔡德馨，而與其同住建中宿舍者，尚有同鄉教師李水井。十月二十五日，蔡德本和張璧坤、鄭文峰這些在臺北讀書的朴子青年，於臺北市中山堂與民眾共同歡迎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來臺視察。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爆發，蔡德本在師院英語系的同學有十人受難。二二八事變使臺灣人民登時清醒，開始懷疑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值得效忠的祖國，或者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希望，寄託於聲望如日中天的中國共產黨。蔡德本滿懷理想與抱負地在師院成立臺語戲劇之友社，任社長，從事寫實主義臺語戲劇運動。臺灣的臺語新劇運動，可以上溯自日治時代，當時臺南市文化演藝會提出的首要信念，就是「言語須用方言」，透過戲劇保存臺灣本土語言。蔡德本組織臺語劇社，原因在於臺灣知識青年多以日語進行思考、溝通、閱讀與書寫，對於中文反而疏遠陌生，故而要透過他們日常家中使用的母語，重新學習和演練中文，並作為國語學習的橋樑。師院臺語劇社的處女作，就是在師院禮堂演出改編自曹禺的黑色喜劇《天未亮》（《日出》）。這齣戲，早在一九四六年年底至翌年年初，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邀請上海新中國劇社在臺灣演出，甚為轟動，蔡德本將之改編為臺語，使之更貼近臺灣的觀眾。
曹禺和田漢等人，都是中國左翼寫實主義的戲劇大師，他們的作品是典型的社會問題劇，意在刻畫人性，揭露社會問題，甚得觀眾的共鳴。
蔡德本和張璧坤、鄭文峰、涂炳榔等人發起組織朴子學生聯誼會，蔡德本任會長，張璧坤任副會長、鄭文峰任總務部長，而基於對於臺語劇場的熱愛，他們更在朴子創辦青雲戲劇社，一九四七年在朴子榮昌戲院演出《天未亮》及田漢《南歸》，在嘉義市中山堂演出《天未亮》，一九四八年在師院禮堂演出有島武郎劇作改編之《阿T的死亡》、復於朴子榮昌戲院演出亨利．貝拉曼（Henry Bellamann）原著、薩姆．伍德（Sam Wood）導演之電影《金石盟》（King’s Row）改編之《愛流》。你可以想像一群大學生組成的劇團在臺灣各地登臺演出的樣子嗎？他們賺了足夠的學費，除了票房賣座之外，擔任總務的鄭文峰還找了許多企業廣告和贊助。
一九四九年蔡德本又應師院學生自治會長周慎源邀請出任康樂部長，並創辦龍安文藝社，任社長，出版有《龍安文藝》。周慎源的大哥住在朴子，周慎源在臺灣省立嘉義中學畢業後，也曾經短暫在東石區公所服務，所以和朴子學生很熟，其中特別與張璧坤投合。當年四月六日，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命令憲兵進入師院及臺大進行學風整頓，逮捕學生並解散學生社團，列名首謀的周慎源逃亡。臺語戲劇之友社和龍安文藝社皆遭解散，而蔡德本那多災多難的師院英語系，經過學籍總整理後，僅剩二十位同學。事後蔡德本曾經再組鄉曲文藝社，並為朴子國民學校教員編寫及導演《萬世師表》在朴子東和戲院上演。可惜好景不常，一九五零年五月，政府依最終在嘉義竹崎被捕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的供詞，發動全省大逮捕，李水井、鄭文峰先後被捕，畢業自嘉中的臺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會長葉城松和擔任副會長的張璧坤先後逃亡。十一月，李水井、鄭文峰因叛亂遭集體槍決。當年蔡德本師院畢業，到雲林縣立斗南中學任教，曾於軍民晚會上導演塑像劇，次年轉至嘉義縣立東石中學任教並與黃燔桃結婚，一九五三年公費赴美國留學，一年後返國回到東石中學任教。
張璧坤和葉城松事實上是由葉城松父親葉火生協助，共同藏匿在嘉義山區，一九五四年二月張璧坤在嘉義東市場被捕，十月蔡德本因受牽連而在朴子家中被捕，移送臺北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訊，一九五五年四月，以經常與叛徒李水井、鄭文峰、張璧坤等為伍、閱讀魯迅、毛澤東等反動書刊為由，終而送交新店安坑軍人監獄臨時感訓所無罪感訓，十一月獲釋，返東石中學任教，一九五九年起於南一中任教至退休。間有電影公司慕名邀其執導拍片，盡皆婉謝。
蔡德本退休後開始執筆撰寫自傳體小說《蕃薯仔哀歌》，一九九四年日文版出版，次年出版中文版，二零零二年出版英文版。《蕃薯仔哀歌》於一九九六年獲得巫永福文學獎及鹽分地帶台灣新文學特別貢獻獎，二零零零年獲府城文學獎特殊貢獻獎。《蕃薯仔哀歌》寫的主要是一九五四年十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間蔡德本被捕其間的所聞所思，他為讀者們留下了那一個時代裡朴子青年的身影，李水井、張璧坤、鄭文峰、葉城松、黃嘉烈，還有周慎源等等等等。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朴子人罹難？難道朴子社會有那麼嚴重的階級衝突，促使朴子的年輕人前去擁抱社會主義？
不，那只是基於青年人樸素的正義感和理想主義罷了，在中國的政治和內戰中，被壓迫的臺灣人民選擇有限，藉由橫掃大陸的中共解放臺灣，被許多臺灣人認為是臺灣擺脫國民黨暴政的最佳機會。這些二十幾歲的臺大、師院學生，以及中小學教師們，代表的是那一代朴子子弟教育的成就，他們集體如流星般地隕落，象徵的是朴子一代光華的消滅，那是外來政權對於本土知識青年的有意鎮壓。那是整整臺灣一個世代的文化斷層、歷史記憶的斷裂。
蔡德本為那個令人哀傷的時代做了見證。這些被時代耍弄的朴子青年們，他們那種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志節與情操，不正是我們所當尊敬和追懷的典範嗎？
主要參考文獻：
林曙光，〈難忘的回憶──記台語劇運先驅蔡德本〉，《文學台灣》，第19期，高雄：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1994年1月，頁15-24。
蔡德本，《蕃薯仔哀歌》，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11月。
蔡德本，〈蔡德本略歷〉，2008年。
（本文原刊登於台灣法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