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經驗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一樣嗎？什麼是白色恐怖？
台灣在1945年後，超過40年的時間處於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其統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國民黨政權剛接收台灣不久，因二二八事件而對人民的濫捕和濫殺，往後半個世紀成為台灣人巨大的心理創傷。第二階段是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台建立的威權獨裁體制。一方面為防止對岸共產黨政權的滲透，另一方面為消除自由與民主呼聲及政權的挑戰者，國家暴力的行使非常普遍，這也被稱為「白色恐怖」時期。
1940年代末期，因為革命情勢一片大好，共產黨準備隨時解放台灣，大力在台灣發展組織，許多人都被吸收入黨，其中固然有熱血青年，不過也有農民文盲。另一方面，社會也有不少人士追求民主自由，或甚至只是發發牢騷，無論有無政治意識，都因為為匪宣傳或通匪，而成為「匪諜」或「叛亂犯」，內戰成為國家打擊內部敵人的最好掩護，舉如雷震的「自由中國」組黨運動、美麗島事件、余登發事件，都被冠名為匪諜受到鎮壓。
此時期被監禁、槍決的人當中，不乏真正潛伏在台灣的地下黨員，也有不少是因為個人恩怨或權力鬥爭，或只因為言論而遭到整肅。由於數目太大，在社會中形成肅殺氛圍。許多公共場所佈滿「保密防諜」、「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標語，人民卻是感覺到「特務就在你身邊」而人人自危。
1960年代後，潛伏的地下黨員逐漸被肅清，即使政治逮捕和槍決總數減少了，可是白色恐怖氣氛並沒有消退，國民黨政權的國家暴力朝向「黨外民主運動人士」，「主張台灣獨立者」，與「共匪」同列於國家的三合一敵人。
上述兩階段有幾個顯著差異，其一是時間的延續性。白色恐怖持續長達30多年，二二八持續的時間甚短，即使加上屠殺後的「清鄉」（清除藏匿分子）行動，時間持續僅約4個月，卻對台灣的影響相當巨大，部分原因是許多受難者是台灣社會菁英，舉如傑出畫家陳澄波、台灣第一位文學博士林茂生，還有許多社會各界的重要人物，關於這些故事，可以參考本會的「白色記憶」，相信你會有更深度的瞭解。
第二項差異是法律程序。二二八事件的逮捕往往沒有令狀，槍決也沒有經過審判，甚至連屍體都沒有交還家人。相對而言，白色恐怖期間的國家暴力遵循形式上的法律程序：逮捕、偵訊、起訴、判決、監禁或槍決，整個過程聲稱是依法行政，但實質上是否合法？在此必須打上一個問號。白色恐怖期間的國家暴力，是一個非常「官僚化」的行為，以下將說明「戒嚴體制」是如何建立。
戒嚴體制與黨國一體
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年12月25日開始施行，象徵訓政時期的結束，原本應當進入憲政體制。然而，隨著國共內戰的白熾化，第一屆國民大會於1948年3月29日集會制定《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提供總統緊急處份權限，不受憲法限制，並因隨後幾次修正與釋憲影響，萬年國會不必接受定期改選。另外，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亦於1949年5月20日以台灣為範圍發布戒嚴令，將人民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有系統性的以「戡亂」為由進行限制。
在憲法被架空、行政權無限擴張的背景下，國民政府訓政時期黨政合一的情治系統，也隨同移植來台。國民黨建立如知青黨部、婦工會、陸工會、海工會等工作委員會，於各級機關學校設立黨部，透過轄下各小組滲入各機關、學校、社會團體、地方各階層，佈署細胞組織與監視系統，進行情報搜集與社會監控的任務，而在中央階層，1950年改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1955年改組為國家安全局），專責統籌八大情治系統，其中包含國民黨情報機關，開啟台灣特務統治的白色恐怖時期，亦體現一黨專政、黨國不分的樣貌，可以說「破棄」中華民國憲法，而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有所存疑。
白色恐怖時期的刑法體系
上述軍警、情治系統與軍事審判架構戒嚴體制，目的是防諜肅奸，翦除異議分子，在懲罰面向中最重要的依據，包含舊《刑法》第100條第1項內亂罪，以及《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
舊《刑法》第100條第1項內亂罪，只要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並且著手實行，就能成立犯罪。由於「著手實行」不以暴力或脅迫手段為限，只要發表政治性言論或接觸與共產主義相關文字、圖書，都能夠構成著手實行，對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形成極大的箝制。《懲治叛亂條例》進一步提升《刑法》刑責，明定觸犯刑法內亂罪、外患罪者為叛徒，並於同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其刑度為唯一死刑。
《檢肅匪諜條例》則稱內亂、外患罪犯與叛徒通謀勾結者為「匪諜」。依據該條例第6條，不僅無視於《憲法》第8條人身保護的正當法律程序，並授權治安機關得任意搜索人民身體住家及其他有關處所，更建立「聯保連坐制度」，建立民間互相監視系統，並設有獎金制度，告密者能瓜分匪諜一定比例遭到沒收的家產。
白色恐怖時期的不義審判
縱使罪名均依循上述條例進行論斷，卻也發現這些審判的程序，自始就「不符合」《憲法》。依照《戒嚴法》規定，觸犯內亂外患等罪，都是不論身分，交由軍事機關審判，1949年至1956年間，軍事審判的程序規定，採用「會審制」，審判不公開，會審決定呈請軍事長官核定，其最高核定權在於三軍統帥手中，採取一審一覆核的程序，不僅沒有法官與檢察官的區分，更沒有審級救濟程序。1956年制定《軍事審判法》，最高軍事審判機關仍為國防部，軍事審判機關長官享有判決核可權及覆議權，也由軍事長官決定審判庭的法官組成。
許多案件看起來都是依據法律所執行的程序，但是判決流程為何？起訴罪名為何？如何決定自己能夠被普通法院或軍事法院審理？實則流於國家的恣意。政治案件的偵查啟動，很大程度取決於情治機關政治動機，國家隨時能以匪諜之名逮捕與拘禁人民，以此分配給軍事法庭處斷，而審判的程序也往往是秘密執行，使得人民喪失應有的辯護與公正審判權利。於此同時，如果深入觀察軍事審判體系，會發現其完全不存在司法獨立性，憲法所要求的司法權獨立與權力分立，可說直接的受到架空，國家恣意地進行人權壓迫。
小結
所謂的「白色恐怖時期」，並非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即結束，白色恐怖時期的結束，要遲至1991年發生「獨立台灣會案」，促成《懲治叛亂條例》廢除及舊《刑法》第100條修正，台灣才不再因言論及思想入罪。然於此同時，立法院先於1987年6月23日制訂《國家安全法》，規定戒嚴時期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已經確定的刑事案件，不可以上訴或抗告，這使得許多白色恐怖案件的平反，遲至21世紀才得以宣告撤銷。
《臨時條款》長期架空中華民國政府的民主正當性，加上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體制，不法體制共同架空《憲法》效力；政府以動員戡亂之名，制定《懲治叛亂條例》等法律，剝奪人民生命權及自由權等民主憲政最為重要的基本權利，甚至給予特務統治法律基礎，容任情治機關以檢肅匪諜為名，對社會各階層進行全面監視，單憑統治者之意志，決定人民之生死，破壞司法之獨立性。在此體制中，人民、行政、司法，均淪為統治者工具，這也正是白色恐怖時期在1949年至1991年間最為顯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