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結束不會是轉型正義的終點|陳嘉銘、陳翠蓮、黃丞儀、黃長玲​

自從我們提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不宜延任的呼籲後,許多關心轉型正義的朋友,或是公開或是私下,表達了同一種憂慮。擔心促轉會結束後,就沒有人處理轉型正義的工作。我們很能理解這樣的心情,因為回顧促轉會運作的經驗,我們也有過同樣的心路歷程。​
促轉會成立不久,運作即出現問題,外界熟悉的東廠事件只是其中之一。該事件後,法定委員9人的促轉會,只剩5人,多數時候參與運作的只有4人。第一年運作結束後,在並未補足委員的情形下,立法院仍然通過了促轉會的預算。我們對於這種情形並不以為然,但是對於任期只剩1年的促轉會,不願再多作批評,希望等他們提出總結報告後,再表達我們對轉型正義下一階段該如何進行的看法。​
去年促轉會任期屆滿,行政院決定補足人數,並同意延任1年,我們雖然有諸多疑慮,仍未以組織名義提出批評。但本會多位理事,在不同媒體投書,對於促轉會的延任報以期許。希望促轉會利用延任的這一年,儘快完成總結報告,並說明相關工作如何由政府部會銜接繼續推動,順利結束運作。​
1年以後,我們聽到的是促轉委員們或公開或私下的表示公務體系沒有能力承接,也沒有意願承接相關工作。任何對文官體系稍有接觸,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文官體系的特性就是業務劃分與機關職權必須清楚,在進行不同部會或是不同治理層次的協調溝通時,才會知道自己要處理的業務是什麼,也才可能評估預算及人力。我們已經一再指出,促轉會目前的許多工作和某些機關部會嚴重重疊,時間拉長以後,職權混淆的問題只會更嚴重,也只會讓相關部會更無法參與轉型正義的工作。​
譬如以教育而言,促轉會如何有能力讓教育部各單位、各縣市教育局,將轉型正義融入相關業務中?如果台灣的轉型正義要持續做20年、30年,難道相關部會不用將轉型正義的課題納入政策制定過程及公務員涵養當中?​
促轉會如何知道公務體系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促轉會過去這一年,跟相關部會,#針對未來可能的工作銜接#開過幾次會?討論過哪些議題?#相關部會是如何的抗拒#行政院是否介入協調#可以請促轉會提出說明,告知公民社會中關心轉型正義的人嗎?若是在過去延任1年期間,從來沒有存在過這些溝通協調,從來沒有過移轉工作的想像,聲稱公務體系既無能力也無意願的基礎是什麼?果此,我們也很難期待就算再延任1年,行政院和促轉會將認真執行政策銜接的業務。​
很多朋友覺得沒有替代方案下,只能讓促轉會延任,於是促轉會無法完成工作成為它必須延任的最重要理由。這種想法等於鼓勵促轉會永遠不要展開政策銜接的業務。這個近乎荒謬的局面,是我們無法再保持沉默的原因。​
促轉會的成立,本來應該是重要民主工程的開端,但是過去3年已經證明它無法開啟和引導台灣社會進行重要的社會對話。已經錯失了政治性工作的時機,若是事務性工作還圈限在一個不願意與公務體系接軌的委員會中,轉型正義對民主化之後的政府部門而言,就永遠只能是「外人」。更何況轉型正義並非始於促轉會的成立與運作,它也不會因為促轉會的結束而停止。促轉會成立之前,轉型正義的工作其實已經開始,政治領袖的道歉、受難者的補償賠償、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建立、以及《政治檔案條例》的倡議與起草,這些都是促轉會成立之前的事。​
民間的努力沒有停頓過,未來也不會消失。在一些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法律及體制都已經存在的情形下,促轉會結束就沒有人處理轉型正義的這個命題,只在一個條件下成立,那就是你我都已經不再關心轉型正義。我們期待政府儘速提出更能與公務體系銜接的轉型正義政策,更具開創性的制度安排,不要局限於且一再重複「促轉會是否延任」這種層次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