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是唯一面對轉型正義難題的國家──他國轉型正義經驗的思索

文 黃丞儀（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中研院法研所副研究員）

轉型正義究竟要如何推動？相信這是許多人，包括蔡英文總統，內心不時出現的疑惑。究竟是要採取紐倫堡大審的刑事追訴程序，還是「以特赦換真相」的南非模式，抑或是透過檔案重建歷史敘事、以惕將來，或是單純的發放補償金，照顧受害者晚年生活？

歷史的傷痛和正義的回復必須放置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才能更清楚它的根源和可能出路。台灣並不是世界上唯一面對轉型正義難題的國家，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或許可以先延伸我們的視野，鳥瞰世界圖像，從其他國家早先經歷的歷史進程來理解我們身處的位置。

11月13日，將有4位國際法學專家和釋憲者，分別從智利、南非、波蘭和德國，來到台北，參與台北律師公會、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共同舉辦的「模擬憲法法庭」，提出他們對於轉型正義的憲法鑑定意見。

這4位專家鑑定人的背景，分別代表了近代歷史中4種不同轉型正義經驗，因此我們特別邀請具有相關知識的撰稿人為我們介紹南非、智利、東歐（波蘭和匈牙利），以及德國（納粹戰後審判和東德轉型）的發展和相關制度變遷。

南非在經歷長達40餘年的黑白種族隔離，以及「假國家安全之名、行暴力統治之實」的80年代，終於在90年代之初，步上民主轉型與國家和解之路。根據南非新憲法的精神，曼德拉總統設置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稍後在圖屠大主教的主持下，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為全球轉型正義的典範。

但是南非社會是否就此進入「彩虹國度」，怨恨和衝突是否從此消散？本身經歷過南非轉型，並且曾經主持真相調查的前憲法法院大法官葛斯東（Richard Goldstone）將在模擬憲法法庭針對何謂「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提出他的看法。

此外，德國是上個世紀唯一經歷過2次轉型正義的國家。

納粹的慘痛教訓，在經過紐倫堡大審及德國國內的刑事追訴後，是否成功建立了德國基本法所高舉的「人性尊嚴」？還是把那段歷史的陰影隱藏在每個人心中，如電影《謊言迷宮》所表達，德國社會仍有一塊無法探觸的禁忌地帶，納粹並未消失？

80年代末期，隨著東德垮臺，德國統一之後，在冷戰期間透過大規模國家監控所造成的侵害人權，將如何重新處理，新世代的德國人將如何記取教訓？蘇珊娜．卡爾斯戴特（Susanne Karstedt）教授是國際知名的德國犯罪學專家，專長研究紐倫堡大審和德國戰後轉型正義的刑事政策。甫獲得「法律與社會」學會（Law & Society Association）國際傑出獎的卡爾斯戴特教授將針對轉型正義的時機提出鑑定意見。

智利和台灣的歷史經驗有相當雷同之處。在皮諾契將軍的威權統治底下，智利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高度成果，成為拉丁美洲的成功經驗。但是，根據瑞特格（Retig）委員會報告，在1973年到1990年之間，總共有2,279人因政治因素而被處決，將近1,000人在逮捕後無緣無故消失。

智利在皮諾契將軍移居國外之後，展開「寧靜革命」，沒有新憲法，只有舊的司法官僚，他們如何展開轉型正義的工程？又獲得了什麼樣的成果？即將出席模擬憲法法庭的科索（Javier A. Couso）教授是智利的憲法學權威，目前為Diego Portales University大學的憲法學講座教授，也是荷蘭Utrecht大學的克勞斯王子講座（Prince Claus Chair of Development and Equity），經常為智利現任總統及其政府提供法律意見，將可為我們說明智利在轉型正義上的變遷軌跡。

最後，東歐在80年代末期經歷政治經濟的大轉變，波蘭和匈牙利分別從共黨統治轉變為民主政治。這2個國家展開不同程度的轉型正義工作，進行去共黨化和「人事清洗」（或稱「除垢」，lustration）的政策。

不過由於東歐轉型的過程中，經濟狀況均非常困難，而且波蘭和匈牙利其實早在共產黨下台之前，就已經開始進行協商式改革，因此有關「除垢法」的推展並未如外界所揣測的嚴厲。

近年來隨著共產黨時代的檔案釋出，也讓更多轉型過程中的政治人物和共產黨的關係曝光，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團結工聯的領導者華勒沙，也是波蘭民主化之後的第一位總統。波蘭目前面臨民主倒退的危機，憲法法院受到執政黨強烈的威脅，連歐盟和美國都提出警告。值此政治高度戲劇化的時刻，波蘭憲法法院大法官祖比克（Marek Zubik）來到台灣，將從波蘭的轉型正義出發，為模擬憲法法庭提出具有比較憲法意義的鑑定意見。

一系列有關南非、德國、智利、波蘭和匈牙利的轉型正義歷史將陸續刊出，文章特別側重在制度與法律面向。希望這些報導分析可以擴大台灣社會對於轉型正義的橫向吸收，接著在模擬憲法法庭的2個案例當中，進一步思考台灣應該選擇的道路。

資料來源：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transitionaljustice-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