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國際人權影展影片評介:〈我的人權之旅〉我是真理的子

作者:林世煜     林恩魁醫師,在長女林美里小姐才兩歲時受難,入獄七年。夫人高雪貞女士曾經 六度帶著幼女,到綠島探監。林醫師在口述回憶中談起: 為了讓女兒了解爸爸,雪貞總是在餵她吃飯的時候,告訴她一些爸爸媽媽的故 事。女兒聽不懂的時候,媽媽就告訴她爸爸是到山那一邊的綠島去留學唸書。     有一次年幼的女兒不堪舟車勞頓,一路嘔吐,雪貞看了心裡也難過不已。女兒忍不住哭鬧說:「媽媽,我不想再來看這個人了,路這麼遠,要坐這麼久的車,又要搭船來這個地方,不要來了好不好?」為了不讓越來越懂事的孩子留下太悲慘、黯淡的回憶,雪貞總是先探聽綠島舉行晚會、運動會的時候來探監,因為這時家屬們可以受邀參加晚會。   活潑可愛又聰明的美里,往往成了綠島晚會中登台表演的小明星,穿起媽媽有備而來的舞裳,「比歌」跳舞,至今留有寶貴的歷史鏡頭。美里就這樣像一隻快樂的小鳥,在男生、女生中隊跑來跑去。難友們為了讓我們夫妻多一點時間相聚,時常帶美里去摘野百合花,送她小白兔、貝殼相框,使小美里相信,爸爸真的在很遠的綠島留學,一點也不察覺爸爸是在坐黑牢。   「一點也不察覺」的孩子,很快就「愈來愈懂事」,要如何不讓她「留下太悲慘黯淡的回憶」呢。大人議論著說,孩子不能理解距離他生命經驗太遙遠的事。或許吧。但是那些童話很有意思呢。灰姑娘、小紅帽、青蛙王子、醜小鴨、三隻小豬、傑克與魔豆、賣火柴的女孩、乞丐王子和白雪公主,還有林投姊與虎姑婆。每個王子和公主都「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每個小孩都像哈利波特那麼神勇嗎?純真善良的好人常是受苦受難的弱者,只能仰仗英雄豪傑的搭救。迷戀童話的孩子,或許早已有了豐富的生命經驗吧。   本片的幾位評審委員,曾經語重心長的說,劇本應該切成可以分開播放的段落,太長了恐怕孩子會對這麼沈重沈悶的主題失掉興趣。這是十分發人深省的觀點。暴虐的國王、邪惡的皇后、兇殘的巨人、狠毒的後母,是把嚇得孩子鑽到大人懷裡,卻仍然摀著耳朵聽,掩著眼睛看的角色;但是孩子對蔣介石欺負林恩魁醫師的故事不會感到憤怒?對小小的林美里的遭遇沒有同情和憐憫?他們對亮均、亭均和阿嬤被刺殺不覺恐懼?對楊逵寫給給孩子的信,對柯旗化的女兒寫給爸爸的信沒有感動?「爸爸,您在台東做什麼呢?怎麼不告訴我們。我很想見爸爸。」   「人權宣言」、「白色恐怖」、「文字獄」、「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台灣人」和「國家」,這些字眼太抽象、太遙遠?我們不如說,他們太陌生、太疏離、太不合主流品味,和課本不一樣、和電視講的不一樣、和青春偶象的高貴氣質太不搭調了。如果是很久很久以前,在非常非常遙遠的地方,無論發生什麼不可思議的傳奇,孩子都能乘著想像的翅膀,在無垠的時空裡縱情奔馳;但是我們板著臉的嚴厲,失神時掩不住的滄桑,佝僂著身子的疲累,卻很難匹配浪漫幻想的題材。在主流文化霸權的扭曲之下,受難的前行世代只是流落邊緣、不合時宜兼不識時務,既非傳奇也不是英雄,不堪聞問的角色。更何況時代在變,為什麼還要說那些悲慘黯淡的往事呢。   既編又導的陳育青,面對的是極為艱難的任務。她要在那個「像天堂一樣」的綠島上,帶著孩子進入「綠洲山莊」長廊兩旁的黑牢,透過楊逵的故事、柯旗化的故事、柏楊的故事、林義雄的故事,講述二二八、白色恐怖、美麗島;並告訴孩子「世界人權宣言」,是「人類送給自己最好的禮物」。   這是需要大量慧心和創意,以水磨工夫,不斷探問、研究、討論、試驗才能…

如何記憶蔣介石?

吳乃德|今藝術月刊,2008 年 4 月號:162-163 …

中國未來民主化是否可能?由轉型正義觀點看中國共產黨反右運動五十年

主辦: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國家發展研究所) 時間: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二七○七二三研討室 主持:李酉潭(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轉型正義,陳林兩案是指標

作者:林世煜 林義雄先生家裡的祖孫命案已過了二十七年,陳文成博士遇害也已二十六年。對這兩個命案,全國彷彿早有定見。   針對陳案,或認為前警備總部保安處偵訊人員行兇,或如前警備總司令汪敬煦所稱的「情殺」,或接受聯合專案小組的研判,「截至目前尚無發現有他殺之佐證,意外死亡或自殺均有可能。」林案的狀況則是情治單位全力撇清,四處追緝嫌犯。各方的「定見」不一,但如林義雄先生說的,即使再度追查,「大概也不會有什麼成績。」兩案的真相難見天日,似乎已成「共識」。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曾於二OO六年,組成兩案的調查小組,分頭查閱已公開的檔案和媒體報導,並重訪命案現場,拜會相關人士,作成調查報告。並發表於當年七月二日,在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的「真相靠自己─以林宅血案和陳文成事件調查報告為例」的「轉型期正義研討會」。   從落實轉型正義對鞏固我國民主憲政的重要性來看,對陳林兩案現存的社會定見與共識重新思考,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所謂定見與共識,反映了威權時代以降、「被害族群」與「加害集團」之間,深重的二元對立。兩者之間的矛盾,被各方政治語言不斷強化。「用膝蓋想就知道是誰做的」,「是他們自己同黨、同夥人所為」,「是治安事件」…以致社會普遍相信,真相不可能大白,無需再花精神調查。對立雙方對案情均已各自表述,死心塌地維護各自的執念。   這樣的執念自案發起開始成形,至今近乎牢不可破。在二OO六年參與兩案調查期間,筆者深刻感到,除了在國民黨政權逐漸鬆動之後,幾位監察委員曾進行認真但徒勞的調查之外,「第一部門」的政治界,不曾採取有助釐清案情的行動。一九九四年,立法院曾舉辦陳案公聽會,但調閱錄影記錄,幾位委員詰問的風格更像「問政」而非「問案」。層峰也曾下令林案重啟調查,但一份才數頁的報告,僅稱相關檔案已因颱風淹水毀壞,並直指澳洲籍學者家博J.…

轉型正義與台灣歷史

作者:陳芳明|政大台文所 台灣歷史如何完成轉型? 轉型正義建立在歷史轉型的基礎之上。沒有完成歷史轉型,就沒有轉型正義可言。所謂歷史轉型,是指台灣社會從一個曾經是威權支配的封閉時期,經過民主運動的洗禮改造,終於轉化成以民意為導向的開放歷史階段。轉型正義這個議題會提上台灣民主的進程,似乎說明有許多人接受歷史已經完成轉型的事實。確切而言,台灣社會從威權時代到民主開放的歷史階段過渡,基本上已宣告成立。如果這種說法可以同意,有兩個問題就必須提出:第一,台灣社會的歷史轉型的過程是從什麼時候發生,又在什麼時候完成?第二,歷史轉型既然已經完成,為什麼轉型正義的問題在今天還是引發無窮的爭議? 在威權體制時期產生的暴力、恐怖以及無數不正義的制度,有必要在民主開放年代重新反省並糾正,乃是轉型正義的基本要求。然而,台灣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複雜與矛盾,顯然很難在威權體制與民主開放的兩個階段之間截然切割。威權時期式微之際,民主時期開展之前,由於時間拉得很長,使得權力更迭的程序有太多重疊。戰後台灣歷史,並沒有像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那樣,由於通過革命或政變的手段,使得不同的政治時期可以劃分那麼一清二楚。 台灣的戰後歷史是依賴一次又一次的選舉而不斷改寫。不管自稱是統派或獨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經過選舉的檢驗。尤其對於台獨運動者而言,無論是深綠的基本教義派或淺綠的一般支持者,最後都無可避免被合法改革的選舉制度收編。這當然是非常奇特的歷史現象。放眼全世界的建國運動,在到達終極目標之前,都必須付出慘重代價。台灣的建國運動者,並沒有採取革命的、暴力的手段,反而是創造了極為温和的、漸進改良式的選舉文化。所有的台獨運動者,除了史明先生之外,幾乎都高喊過激進革命的口號,最後卻都回到台灣參加西方民主式的選舉。 這種歷史的轉型,過程注定是特別緩慢,也就是採取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達到民主改革的目標。這種策略,距離最初預定的建國目標當然還很遙遠。然而,既然不願付出流血,也不願犧牲性命,台灣的歷史轉型就不可能是革命路線,而是不折不扣的改革路線。縱然是如此緩慢,統治台灣達半世紀的威權體制終於還是宣告瓦解。正是在這樣迂迴曲折的歷史過程下,轉型正義被提出時,就不可能是勝選者即代表正義。歷史事實證明,勝者即正義(victory…

轉型正義的精神基礎

作者:許家馨|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江宜樺教授〈轉型正義不是唯一價值〉一文的論點,筆者認為該文乃是大聲疾呼轉型正義的人士不能迴避:如果「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和平」意味著「和平」也是重要價值,那麼,在兩極化的政治對立氛圍中,在政客妄自操弄下,如何確保真相的發掘,不會淪為鬥爭的手段而繼續撕裂社會?更進一步,就算轉型正義的工程能夠由民間主導,當被掩埋的恐怖殘酷歷史一步步被攤在陽光下,如何確保大多受害者或其他社群…

轉型正義不是唯一價值

作者:江宜樺 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威權或極權獨裁對平民百姓所造成的身心傷害,確實不是任何藉口…

轉型正義的集體責任

作者:陳嘉銘|芝加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正義最古老又有效的定義是:「獲得你應得,歸還你所欠」。而實現轉型正義的關鍵,就在辨明誰欠了誰公道,誰該負責。然而它的弔詭在於,我們同時面臨著連續性和不連續性:就連續性來說,我們和過去分享了一些基本文明價值;就不連續性來說,我們對過去威權政體侵犯這些文明價值感到震驚,因此我們定義民主化後的我們和過去不同,我們不該侵犯這些基本價值。   台灣過去威權政體侵犯的基本文明價值有兩類,一是直接的殺戮、拷打、迫害;二是對特定社會群體的嚴重剝奪。前者尚有刑事和政治責任可以追溯,後者要檢討責任則有困難:因為傷害是透過國家制度進行,優勢者與被剝奪者是集體的,除了掌權者必須負最高責任,責任還可能是集體的。這時有兩種群體責任要細緻區分:團體的「整體責任」和個人的「共擔責任」。   就「整體責任」而言,當一個團體有「起碼正當性」的決策結構能夠採取行動,這個團體作為「整體」就要為它的行動負責。非民主的政權可以透過操弄意識形態,使人民將其意識形態和統治體制內化,而產生「起碼正當性」。這時整個政治社群就可能負有「整體責任」。這是為什麼日本和德國必須以國家整體的身份道歉。就台灣社會而言,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群眾還沒有將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內化,…

轉型正義,談何容易

作者:何榮幸 轉型正義非常重要,但談何容易。舉世聞名的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其社會和解成效仍見仁見智,何況是長期漠視轉型正義的台灣?儘管如此,沒有人有權利為威權時期受害者決定,他們應該選擇記得或遺忘、寬恕或怨懟,落實轉型正義的過程雖然痛苦,仍應是各族群共同走向未來的必經之路。 民進黨執政七年來並未積極推動轉型正義,總在選舉前夕才來大張旗鼓操作二二八等符碼;國民黨下台後亦未真正面對轉型正義,至今仍未對昔日執政作為做出足夠的反省與檢討。在朝野率皆失職下,由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等學者推動的「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才會顯得格外珍貴。 我曾經主跑好幾年二二八新聞,與部份受難者家屬長期保持連繫,深知埋藏在他們心中的巨大陰影。對受難者家屬來說,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唯有了解真相才能真正走出歷史陰霾;在還原真相之前,沒有人有權利要求他們「向前看」。 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要求的真相,大致包括「先人下落」、「追究元凶」、「平反名譽」三大部份。很多人以為二二八事件已真相大白,但對受難者家屬而言,先人到底是在那裡被處決、埋葬在那裡?元凶是誰、政府是否已追究元凶責任?為何政府道歉、平反後,先人戶籍註記的「暴徒、暴民」仍無法消除?這些問題的釐清解決,遠比領取賠償金更為重要(何況官方至今仍只承認「補償」而非「賠償」)。 除了二二八及其後的清鄉整肅,為期更久、牽連更廣的五0年代白色恐怖,以及至今仍為懸案的林宅血案、陳文成案,也都是台灣推動轉型正義無可或缺的重要拼圖。談轉型正義不能只談二二八,政府必須對冷戰時期所造成的眾多白色恐怖悲劇,付出更多調查歷史、還原真相的努力,台灣社會也應該對白色恐怖投注更多關切與重視。 其實,轉型正義真正艱難之處,在於還原真相未必能夠達成社會和解。吳乃德自己曾在「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論文中指出,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運作的結果和過程顯示:大多時候真相並不能帶來和解。許多加害者在公聽會上的表現,讓人覺得他們並沒有悔悟;部份受害者雖能以寬恕達到心理療效,但也有許多例子顯示,受害者並沒有因為真相大白而釋懷,他們的憤怒反而被真相重新點燃。 然而,誠如吳乃德在「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成立記者會上所強調,儘管真相本身不見得帶來和解,但「沒有真相,就永遠不能和解」。這也是轉型正義的過程如此痛苦,但仍必須推動實踐的最重要原因。大量本省菁英在二二八事件中消失,造成本省族群至今抹不去的傷痛。 但台灣社會應該同樣重視這項事實: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初步統計,在已知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中,有40%是外省人,遠高於外省族群在總人口所佔的15%比例;而截至96…

大真相與小真相:吳乃德沒說清楚的問題

陳宜中|中國時報 2007/02/25 報載吳乃德教授準備籌設「民間真相和解委員會」,希望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進行更細部的調查研究,以作為台灣民主與人權教育的一環。所謂「以史為鑑,面向未來」,這項工作誠值得高度肯定──只要它能避免淪為民進黨炒作族群仇恨的幫兇。 在七一五親綠學者的推波助瀾下,「轉型正義」儼然已成為台灣政壇的最新流行名詞。但談之者眾知之者少,能說明何謂「轉型正義」並予其適切定位者,實在少得可憐。正因為民進黨不改其本色,利用「轉型正義」不斷操弄族群、佔據清算位置、進行政治惡鬥,所以我們更必須追問:親綠學者願與民進黨的仇恨與清算政治劃清界線嗎?對此,吳乃德教授說清楚了嗎? 究其實質,轉型正義從來就不是什麼高深的概念。我們不難理解,許多現下的政治與道德爭議,都與過去發生的不正義有關。正因為歷史上的不正義,往往是今日許多怨懟、衝突與仇恨的來源,所以,為了社會的進步與和解,為了公義的伸張,我們理應有效地面對、處理這些歷史包袱。畢竟,一個無法從歷史中汲取共同的、進步的教訓,而老是糾纏於過去恩怨的社會人群,是不太可能走出更美好未來的。 我們知道,威權時代所發生的種種不正義,往往既是民主運動的重要推手,同時也對新興民主構成了某種詛咒。因此,如何「超克」威權時代的歷史遺留,幾乎是所有新興民主都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但,這說來容易,卻做來不易。轉型正義若處理不好,非但趨近不了「超克威權,深化民主」與「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等目標,反而害了、斷了新興民主的生機。說要抓鬼的人,最先被鬼抓去,這類情況並不陌生。 因此,我們必須向吳乃德教授與七一五親綠學者,提出兩個關於「大真相」的問題,還有一個關於「大和解」的問題。 其一,二二八的「大真相」是什麼?民進黨不斷地把二二八事件,炒作成是「外省人對本省人」或「中國人對台灣人」的族群殺戮,但這符合歷史真相嗎?吳乃德教授沒說清楚的「大真相」是: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根本就不是族群殺戮,而是在日本殖民戰爭、大東亞戰爭、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的戰爭脈絡下,發生於台灣人民身上的歷史悲劇。日本對台灣的戰爭剝削、國府接收政權的貪污腐敗與官逼民反、以及國共內戰的急轉直下,其實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與歷史大真相。二二八,哪裡是炒作族群仇恨的民進黨所宣傳的族群殺戮?而這點,吳教授與親綠學者說清楚了嗎? 其二,白色恐怖的大真相是什麼?不就是「反共政權」對赤色份子及其同路人,對所謂的「中共同路人」(無論罪證是否確鑿),所遂行的大規模虐殺與政治迫害,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寒蟬效應嗎?要追查白色恐怖的大真相,我們沒有理由不歡迎,但這涉及美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五十年代的美國,是麥卡錫主義肆虐的白色恐怖時代,而老蔣政權不過是「美帝在東亞」的傀儡之一。但要釐清這個大真相,卻又直接牴觸了民進黨的冷戰心態,及其甘為美日附庸的不自主政策。莫非,這就是親綠朋友在白色恐怖問題上,避重就輕、見樹不見林的原因嗎? 其三,或許正因為親綠朋友不願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大真相」上,給個更明確說法,所以,他們才會強調「小真相」重於「大和解」。小真相是什麼?就是去追查威權時代第一線劊子手的虛無與濫權。但追查小真相,和更小的真相,在當下台灣能帶來和解嗎?有助於面向民主未來嗎?當然不。要大和解,就得說清楚大真相。不敢說清楚「大真相」的人,當然也就不敢談「大和解」。在客觀效果上,這種自我扭曲的立場,幾乎註定無法達成「超克威權,深化民主」與「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等「轉型正義」的終極目標,反倒不無可能淪為民進黨惡性族群政治的幫兇。 惡搞族群鬥爭,正是台灣民主的最大危機,正是台灣轉型正義的最大課題。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最大歷史教訓是:為了台灣人民共同的民主未來,請別再挑起戰爭,請別讓歷史悲劇重演,請別再冤冤相報。這點,提倡「轉型正義」的親綠朋友們,真看清楚了嗎?說清楚了嗎? 「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構想來自南非,但南非,是在英美強權保障白人土地與經濟特權的條件下,才得以民主轉型的。台灣的民主條件以及治安,皆遠優於南非。南非所無法獲致的「大真相」與「大和解」,在台灣都還是有可能的,但事在人為。 吳乃德教授沒說清楚的話,實在很有必要被說清楚。因為,那正是台灣民主向上提昇或向下沉淪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