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解嚴已過四分之一世紀，一般民眾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真相仍無甚知悉 然而，在長久噤聲的台灣社會中，過去被刻意隱匿或不被接納的家族樹 漸漸往內伸出枝椏，長出葉子，顯現出有脈絡有年輪的龐大政治案件林木群； 林下浮動的暗影，是那些踩在幽暗潮溼的土壤上，活過以及沒活成的，既恐懼且艱難的生命 「成為政治受難者家屬並寫下家族故事」 五零年代台灣省工委會台北機務段支部的案首李漢湖，1950年被槍決 其子李哲洋未能完成學業，後成為知名民歌採集音樂家；雷驤與之相交甚深，並和其妹締結姻緣 李哲洋早逝，但有雷驤寫下岳父和妻舅的家族故事 再如季季，在文學的路上走過戒嚴時代，筆耕不輟 卻蒙受歷經共黨訓練、戰爭流亡、政治犯生涯、警總佈建份子的夫婿楊蔚之內心糾結的 「一種精神上和肉體上的自我折磨」的威脅，直至解嚴後近20年，才寫下自己的「蒙難家屬」故事 如鍾文音，其三叔父鍾心寬涉入五零年代地下黨案件，逃亡後被逮捕槍決 鍾文音說過，「那個時代的台灣人很悲哀，而這件事在過往是沒有聲音的，是不可能被談論的； 他們是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年輕時想走左派的平等價值，但當時的台灣很可憐，這種自由感很少。」 又如利格拉樂‧阿女烏，其祖籍安徽的父親曾遭誣陷成政治犯，並險被處死刑，雖大難不死卻鬱鬱以終 阿女烏的排灣族血統，以及「匪諜的女兒」的雙重身分 使其從小備受歧視，對於身分認同與劃定的生命經驗，感受尤其直接而深刻 身為政治受難者家屬的作家們 選擇現身、寫下的家族故事，不僅成就其文學藝術； 就轉型正義工作追求的歷史真相而言，則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耙梳威權統治下的社會生活史 而對於台灣文學研究者彭瑞金、莊金國而言 走過白色年代，細數受難作家葉石濤、柯旗化、施明正等前輩的足跡與思想 亦是形塑文學史觀之於民主教育的重要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