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公開又遮掩、有檔案無真相：人權博物館掛牌前談檔案開放迫切問題記者會 在民間大力推動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將於本週六掛牌成立。台灣終於踏出保存歷史記憶與回復歷史正義的一小步。可是許多關鍵的政治案件檔案，至今仍被深鎖在相關機構中。單有硬體，缺乏軟體的博物館能展示什麼內容？又能帶給民眾什麼樣的歷史與民主教育？ 檔案局的保守心態阻撓歷史真相追尋 造成我們研究戒嚴歷史的最主要障礙，來自國家檔案的嚴格管理與限制使用。以當年造成孫立人將軍被軟禁數十年的「郭廷亮匪諜案」為例，究竟如馬總統所說，是孫立人遭到部屬匪諜案牽連下台，或部屬僅是孫氏與國府鬥爭的代罪羔羊？這不僅事涉歷史真相，對這些曾為中華民國出生入死的涉案軍人來說，更是攸關名譽清白的千秋大事。 可惜當家屬想從歷史檔案尋找蛛絲馬跡時，除了直系親屬的檔案外，所有同案被告的筆錄與自白書等重要資料，在檔案局以「事涉他人隱私或保障第三人權益」為由的嚴格限制下，只能與歷史真相一同被隔絕於檔案局的高牆內。一般研究者也遭遇重重阻礙，影響研究案情至鉅的：筆錄、自白、檢舉資料、政治偵防文件等，在「未獲得當事人或家屬授權的情況下」，全部無法取得，使得欲對白色恐怖進行深入的研究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擴張解釋法條，私益凌駕公共利益 雖然檔案法第22條規定，「國家檔案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應用，其有特殊情形者，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期限。」也就是除外情況，僅能經由國會同意而為之。但檔案局卻屢屢以檔案法第18條「為維護第三人之正當權益」為由，拒絕家屬與研究者之申請。但若如檔案局主張，18條可限制第22條之使用，顯然22條將失去立法原意。果若如此，第22條也應為「但有第十八條規定者，不予公開」，而非另設立法院通過為條件。 我們認為，檔案局應該重新思考「第三人個資是否完全等於個人隱私？對個人隱私的保障，又是否應該絕對凌駕於集體公益之上」之問題。當個人私益與社會對歷史真相的追求、歷史正義之還原產生緊張關係時，公務部門實應跳脫保守與自我限縮心態，否則，其雖號稱藏有超過兩百萬頁的政治案件檔案，但若大多數關鍵史料僅能塵封在檔案櫃中不見天日，顯然失去國家檔案典藏的根本意義。 解嚴近25年仍然未見轉型正義 台灣已經解嚴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但我們對戒嚴歷史的了解仍然流於片段、零散，甚至充滿誤解。我們不知道，政府即將大張旗鼓要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但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人數與案件數、案件類型，以及戒嚴統治對社會與人性造成的摧殘與深遠影響，至今仍缺乏權威與有系統的研究。空有硬體的博物館能發揮什麼功能？ 究其根本，在於政府對於轉型正義工作始終消極以對，任憑絕大多數文卷，塵封在檔案櫃中；而面對有意探究歷史真相的民間力量時，則設下重重障礙。我們認為，主動、系統性且全面整理與研究政治檔案，是民主政府面對黑暗歷史時，不可逃避的責任與義務。 因此，我們在記者會中提出兩點訴求： 1.檔案局應尊重立法原意，勿使私人利益凌駕集體公益。需依法行政，將30年以上檔案全面開放應用。 2.政府應儘速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處理轉型正義相關工作。將歷史正義還給受難者與家屬，將歷史真相還給下一個世代的台灣社會。 時間：2011年12月9日（星期五）上午十點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樓3C會議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 主辦單位：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主持：陳俊宏（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出席：吳乃德（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監事，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