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監督聯盟（以下簡稱促督盟）日前向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九名被提名人提出共同提問，今召開記者會回應被提名人之答覆。促督盟總結認為，楊翠、尤伯祥兩位被提名人為適任人選。 促督盟於4/25（三）當日收到黃煌雄、張天欽、楊翠、許雪姬、彭仁郁、葉虹靈、尤伯祥七位被提名人之回覆。被提名人花亦芬未回答聯盟提問，僅提供她給立法院的資料，被提名人高天惠則至今未予回覆。 針對促轉會提名過程，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鄭清華指出，促轉會提名應與公民社會的溝通，才能建立「公民信任」。促轉會的工作是規劃臺灣未來轉型正義的方向，委員人選相當重要，然而這次提名過程卻極為匆促，壓縮社會討論、監督的空間。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案研究員何友倫亦表示，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理當慎重，尤其促轉會依法處理威權時期遺留的種種問題，更需要立法、行政部門以及民間社會的共同努力。第一階段是接受民推薦、廣納名單；第二階段是國會實質審查。過去大法官、檢察總長的提名，民間社會透過問卷、評鑑等形式，彌補現行立法院人事同意制度的不足；「民間監督大法官人選聯盟」除了評鑑被提名人外，也注重國會行使同意權的過程。從提名到通過人事任命，審查時間至少一個月，嚴格的把關機制，才能驗證被提名人是否適任，可惜促轉會人事過程太過匆促。 有關促轉會被提名人背景，鄭清華認為各國轉型正義工程的普遍原則是排除加害者、加害者後代或威權利益繼承者，尤其被提名人若與威權利益繼承者之間有行事作為損及公民信任，絕對是違反正義原則。 台灣人權促進會沈伯洋指出，監督聯盟的提問是希望被提名人思考未來推動轉型正義工作的原則，事前承諾可做為未來的行動準則，但高天惠完全未回覆任何問題，讓人遺憾。他強調在一個民主法治國家，任公職者應對公民負責，尤其是具高度爭議性的轉型正義議題，公民事前監督與參與實屬必要。其次，多位被提名人實問虛答，答覆過於空泛，除了尤伯祥之外，多數委員僅僅以依法行政回應，顯然缺乏對於轉型正義工作的具體認識。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陳嘉銘認為，轉型正義是艱鉅龐大的工程，僅在兩年時間內要完成，被提名人必須思考優先順序、那些是重中之重，這是重要的道德承諾，所以，促轉會主委人格格外重要。很可惜，多數被提名人的回覆大多躲在行政中立、官僚機構的保護傘下，未能真正回答問題。 其次，針對被提名人彭仁郁在立法院詢答中認為應成立「政治暴力創傷療癒中心」，陳嘉銘指出，轉型正義工作的創傷療癒公共工程，主要是指國家社會透過公共作為，如公聽會、遺址、紀念碑、報告書等等，對受害者、家屬及社會整體來達成。他提醒，每位受難者的個人療癒歷程都不同，創傷個人化後，是否會轉移了對體制性不義的關注？因此他建議應先完成促轉會法定的四大任務，再以收歸國有的黨產來整體規劃是否成立該中心，避免現階段就產生預算和人力資源上的排擠效應。 人權公約施行聯盟召集人黃嵩立期待未來促轉會的工作是開放的，如果促轉會以閉門方式進行調查，每年出一份報告，很可能無法促進轉型正義的實現。他提醒，促轉會須審慎思考如何進行其重要任務——識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過去威權體制下常以「依法行政」侵害人權，未來促轉會的工作一方面以人權為檢驗標準，另一方面，要判定威權體制下的法律之是非而非只是遵守過去的法律。他期待促轉會適度公開其審理程序，讓民眾參與，以促使社會整體一起來反省、檢討過去的是非對錯、當時的政府如何有系統地進行壓迫，進而共同面對罪責與傷痛。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羅士翔表示卷宗之取得是冤案得以平反的第一哩路，台灣冤獄平反協會也曾接到戒嚴時期有罪判決的申冤陳情，依現行檔案保管規範，理應仍留存的卷宗，向檢察署、向法院聲請卻遍尋不著，例如武漢大旅社案，黃學文先生數度遭判死刑，後改判免訴而確定，依據法院類、檢察類的卷宗保管規範均要永久保存，但卷宗下落至今仍不明。根據促轉條例，平復司法不法將是促轉會的重要工作，戒嚴時期刑事司法案卷的保管與整理更顯迫切。建議未來促轉會應儘速建立與司法機關之聯繫，妥當保管卷宗，才有平復司法不法之基礎。 主持人黃長玲總結指出，沒有人會反對和解，但和解需有前提。同時，促轉會不是一般官僚機構，不應以「行政中立」做為積極面對任務的託辭。綜合八位被提名人回覆中所表現公民社會對話的誠意、對於轉型正義工作之認識，及個人專業能力與角色定位，促轉會監督聯盟推薦楊翠、尤伯祥兩位被提名人為適任人選；高天惠未回覆，張天欽多半以「合法」、「合議」作答，在回應上顯得相對消極，令人遺憾。 促轉會被提名人回覆全文：提問與回覆 促轉會監督聯盟成員（按筆畫排列）：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Covenants…

作者：葉虹靈、黃丞儀 活下來的人不是懦夫…我們家是白色恐怖家族，有著白恐家族應該會被對待的樣子，可是我還要承受族群的衝突，我覺得身在徹底的孤獨當中。 這是去年模擬憲法法庭上，聲請人杜銘哲的自陳，他的父親博尤特士庫（漢名杜孝生），是同案被處死的鄒族菁英高一生同母異父的兄弟，杜孝生是日本殖民後期唯一一位受正規醫學教育的台灣原住民，原欲將所學貢獻族人「改善高砂族的衛生觀念」，但因被牽扯入這件國府打壓原住民菁英的政治大案，而改變了命運，被以貪汙罪判處十七年抑鬱一生，也未能進入解嚴後的平反之列。 杜銘哲和家人過去曾兩度向「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卻因父親的罪名非屬內亂、外患罪而遭拒絕，回憶這段過程「我們努力這麼久，倒不是因為在意能得到多少補償金，我在意的是爸爸『貪汙』的罪名沒辦法得到平反。」「我希望的是能有像今天這樣的討論，藉由討論發現真正的問題為何。就像我的訴訟代理人為我父親整理的介紹，標題寫著『墜落在白色恐怖的隙縫中』，我覺得很有感觸，因為父親所受的遭遇確實是這樣的」 類似這樣，在白色恐怖時期未必被以政治刑法相繩的政治犯，自解嚴以來求償無門，幾乎不被大眾看見，而本週有望通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可能將使他們再度被排除於平反的行列之外。 不能再只有轉型而無正義 轉型正義曾是蔡總統的重要政見，只是就任一年多以來，對於她承諾的工作項目，如在總統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三年內完成真相調查報告等至今毫無音訊。眼看「促轉」將成為蔡政府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成就」，我們不得不在法案即將過關前，做出提醒。 台灣轉型正義時常被抨擊為「有轉型而無正義」的原因之一，在於原本依《戒嚴法》，戒嚴時期受軍事審判之一般人民，於解嚴後後可上訴至普通法院。這個規定是因為憲法第九條保障一般人民不受軍事審判，但戒嚴法卻成為憲法的「例外狀態」。一旦戒嚴結束，就應該回復到正常的憲政國家，允許人民針對程序保障不足的軍事審判判決，要求司法系統允許上訴。 但當年政府為在解嚴前夕迅速通過《國家安全法》，排除了戒嚴法的允許上訴規定，封閉了政治犯上訴的途徑，僅留下條件嚴苛的非常上訴與再審窄門。政府的理由是戒嚴長達38年，案件量太多；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專制政黨擔心軍事審判案件都可以「翻案」的話，恐將動搖國本。甚至若進而追究違法濫權的人員，不止下層的情治人員或軍人，許多參與在政治迫害當中的高官權貴都將被追究責任。 這個明顯違憲的法律，經過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認為這是國會通過的法律，應該尊重國會的判斷，在第272號解釋中維持合憲。第272號解釋堪稱我國釋憲史上最惡名昭彰的一號解釋，職司守護憲法的大法官竟然曲從威權統治者，維護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軍事判決不受重審。他們更忘記了，當時的國會未經改選，根本欠缺民主正當性，何來民主國家的「立法形成自由」？根本是「威權形成自由」。 一筆勾銷只會離真相更遠 如何尋求司法平反，是民間長年訴求。本屆立院各黨均已提案要修改國安法限制上訴規定。不過引發我們擔心的是媒體報導，民進黨團打算針對促轉提出的修正動議，在第六條新增第三項，直接讓戒嚴時期依照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和刑法一百條判刑的政治犯，得以因國會立法而直接將其判決撤銷。註更多 這個作法的優點很明顯是能在短時間內，將當年受軍事審判的政治犯判決一筆勾銷，還給年事已高的受難者們等待已久的清白之身。然而，它也有很明顯的限制，首先是無法處理不在這三部法律平反範圍內的受難者如杜孝生。 此外，有些政治犯並未獲得補償，例如與地下黨組織有涉者，也將無法受到司法平反。事實上，當年為了獲得補償金，或許在真相的敘事上，會避重就輕。倘若再加上司法平反，許多政治受難者恐怕更不願將真相說出。我們當然支持受難者得到平反，但若以是否受補償和回復權利為限，恐怕只會讓我們離真相更遠，離公平更不可能。 大量撤銷判決在任何國家都涉及公平問題，這些被排除在補償之外的當事人過去二十幾年已經不被國家肯認為受難者，現在連判決撤銷亦不可得，應非追求轉型正義者所樂見。 若循透過修改國安法並搭配司法快速偵審來平反，除了可以還給當事人原本就應有的權益外，還可以國家的力量重新調查與審理，發現個案真相，釐清加害者責任。 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認真地面對自己在戒嚴時期所造成的違法違憲事實，這是國家良心的洗滌，也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功課：國家必須具體承認地究竟在什麼問題上出了錯。否則只是大筆一揮，局部撤銷判決，對轉型正義原本就抱持懷疑的民眾可能會認為這是政治力介入，是民進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把國民黨的判決給撤銷了。一旦陷入這種「冤冤相報」的民間解釋，轉型正義在台灣就永無成功之日。 真相、正義與和解 有人或許擔心年代久遠，難以調查證據；或個案訴訟曠日廢時，受難者難以等待；或者擔心司法體系要求的證據門檻較高和程序正義較完備，當事人若仍遭敗訴，形同受到國家二次傷害。 這些問題其實可以搭配司改國是會議的結論，由司法院提出具體的制度規劃，有專庭與專人集中精銳司法人員，將轉型正義作為國家最重要的司法工作，優先處理高齡受難者案件，儘速完成重新調查、審訊和判決。另以特別法的方式，規定證據門檻和採證原則。諒以軍事法院的組織及當時軍事審判法之不備，許多判決都將因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而遭撤銷。 我們能夠理解受難長輩對於時間壓力的焦慮，這實在是因為國家虧欠受難者太久。本來應該在解嚴之初就允許上訴，一拖又三十年。然而這正是我們先前提醒過的，國家對受難者與社會的責任，不是只有金錢補償，歷史真相的發現和司法正義的回復，都是重要的挑戰。 面對這些難題，僅一筆勾銷罪名，形同使社會失去了進一步討論真相與正義的機會，也不符聯合國近年來極力提倡的處理轉型正義原則：真相、正義與和解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轉型正義的工作十分複雜，在民進黨團原來的促轉版本中，僅就平反進行原則性宣示，細部方案將留待促轉會規劃，我們可以認同這樣的方向。若更積極地排除國安法第九條的適用，建立司法重審的制度，更能迅速有效解決問題。在此建議政府應該加快腳步，在完成立法後，用最精銳的團隊與充足的預算來執行這項工作。 退千萬步言，若因政治協商，仍欲保留立法撤銷判決的規定，強烈建議應同步明訂廢除國安法限制並設計相應配套，使平反得以雙軌並行，以追求真相與正義邁向政治和解的未來。 ※作者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理事長 資料與圖片來源：上報…